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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4章 捷报频传又一年


第384章  捷报频传又一年

    腊月二十二日,汉国常朝散后,中枢大臣各自回到自己的衙署办公。

    今日是改版后的《汉报》更新时间,处理完手头的紧要事务,大臣们便开始翻阅最新一期汉报。

    此举绝非懒政,而是因为《汉报》已经逐渐成为汉国最重要的舆论平台,汉王有些想法不适合在朝堂直接抛出时,会先在报纸上隐晦地挑起话头,以观察各方反应。

    可以说,在汉国朝中做官,不关心朝局,不看《汉报》,那还不如趁早辞官返乡,以免稀泥糊涂惹火上身。

    平章政事赵琏这首相根基浅薄,做得如履薄冰,更是不敢疏忽,回到政事堂,便直接拿起了今日报纸。

    只见,头版上,赫然是自己的前任——已经致仕的太保刘兴葛署名文章:《安庆三年殇》。

    该文笔锋如刀,直剖核心:「夫忠义者,当怀苍生之念。余某之忠,忠在异族胡元;余某之义,义在全己虚名。其节愈烈,其害愈深。以其个人之虚节,掩天下汹汹之民意;以其阖门之死难,蔽满城嗷嗷之生民。

    此非忠义,实为大戾;此等气节,实乃剧毒————」

    赵琏只觉得心里一抖,暗叹:「王上好手段,朝中莫非又要起风云了?哎!」

    礼部衙门,尚书值房。

    炭盆烧得正旺,陈基却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

    他逐字读完《安庆三年殇》,握著报纸的手指关节微微发白。身为礼部尚书,他太清楚这篇文章的分量一这已不是简单的政论,而是汉王对「华夷」「忠义」根本性原则的定调檄文。

    值房内寂静无声,只有炭火偶尔的僻啪。

    陈基闭上眼,脑中飞速盘算。自己此前那封为余阙请予身后哀荣的奏章,此刻显得如此不合时宜,甚至————极度危险。

    他仿佛能看见,此刻有多少双眼睛正盯著礼部衙门,等著看他的反应。

    「尚书,」

    门外,吏员小心翼翼的声音打破寂静,「这是今日待议的章程————」  

    「放那儿吧。」

    陈基的声音听不出波澜。他睁开眼,目光落在桌案一角那方「礼部尚书之印」上。

    这官位得来不易,他昔年为蒙元经筵检讨时,曾因处事不谨陷入政争旋涡,丢官去职,沉沦多年,是汉王不拘一格,拔擢他于白身,逐渐有了现在的位置。

    但此生还想更进一步,他就必须自觉担起为背后利益集团发声的使命,此番为余阙发声,确有借机试探新朝对「士大夫清议」容忍底线的私心。

    今日,试探的结果来了,来得如此决绝!

    陈基知道自己不能退,一退就成了反复无常的小人,从此在汉王那里也会失分。但硬顶汉王定下的调子,也无异于以卵击石。

    沉吟良久,陈基提起笔,却非写请罪或辩解的奏章,而是开始批阅积压的寻常公文。笔走龙蛇,神色如常。

    他打定了主意:以静制动。

    汉王有足够的威望定调子,但具体礼仪章程的拟定、推行,终归要经过礼部。只要自己不主动引罪,不留下「心怀怨望」的口实,这位置就还能坐得稳。

    其中的分寸,他自信还能拿捏。

    与陈基强作的镇定相比,忠义卫都指挥使左君弼则要慌张得多,此刻正盯著《汉报》,额头已经渗出细密的冷汗。

    他本是拥兵自重的小军阀,虽然早已融入汉军体系,麾下人马也尽皆被打散重编。但当年终究是被汉王迫降,「忠义卫」这个营名更是时刻提醒他,不要有不忠之心。

    他为余阙发声,本想以「褒奖忠义,以示王上胸襟」为由,既迎合部分文官的心思,也为自己这个「降将」涂上一层重情重义的保护色。

    岂料,汉王的心思根本不在「示胸襟」,而在「定是非」!

    他知道,自己这道奏章,已成了悬在头顶的利剑。汉王或许暂时不会动陈基那样的文臣,但对于自己这等握有兵权的降将,一旦被认定「心存故元」「立场不稳」,那便是取死之道。

    左君弼惶恐之下,立刻伏案疾书,字迹因急切而略显潦草:「臣本降将,幸蒙王上不弃,委以重任,常怀战兢————前奏为余阙言,实乃臣私心作祟,妄测天心,欲以市恩之举,为己预留退路,其行鄙陋,其心可诛————伏乞王上重治臣罪,以儆效尤!」

    这已不是请罪,而是近乎自污的剖白。他将自己那点算计赤裸裸撕开,将「降将心态」四字刻在额头上。唯有如此,或许才能换得一线生机。

    大理寺卿杨维桢值房,则是另一番光景。

    他与余阙素未谋面,但诗文唱和,彼此钦慕。上书求情,三分是文人相惜,七分却是习惯性地想站在「道义」「清流」一边,博个敢于直言的十林声望。

    只是这大半年路走得太顺,忘记了这不是可以任性妄为的元廷,而是正在铸造新规矩的大汉。

    杨维桢很清楚自己押错了宝,又跳得太急切,很快就会沦为他人笑柄?

    羞愧、悔恨、不甘交织,最终化作一声长叹。

    他颤巍巍提起笔,墨汁滴落污了宣纸也浑然不觉,写下了一封文辞恳切却难掩颓唐的「乞骸骨」的奏章。

    其人年近六旬,宦海沉浮近三十载,诗文风华当代,如今又做到了「大九卿」,也不算辱没此生,主动请辞,或许是保住最后一丝体面的唯一办法。

    此前,在余阙身后名之事上,公然表态的大臣毕竟是少数,更多的观望者拜读《安庆三年殇》

    后,预感到了一股汹涌的风浪急速酝酿。

    次日常朝,风暴终于席卷开来,朝会开始后,弹劾陈基、左君弼、杨维桢等人「立场昏聩」「为虎张目」的奏章,便一道接著一道。

    参与攻许的官员,确有落井下石,狂刷声望者;

    但更多是此前的沉默观望者,眼见形势明朗,为了稳固权位,必须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陈基立于文官班列前排,眼帘低垂,如老僧入定,对扑面而来的指责恍若未闻。

    左君弼则站在武将行列中,脸色苍白,身姿僵硬,唯有紧握的拳头透露出内心的惊涛骇浪。

    杨维桢则是告病未至,但由属僚代递了请辞的奏章。

    眼见朝会就要演变成对三人的公开审判,御座之上,石山轻轻抬了抬手。

    奉天殿内,瞬间鸦雀无声。

    「诸卿所言,皆有道理。」

    石山的声音平和,听不出任何情绪变化。

    「蒙元窃据神州数十年,遗毒深远,流弊无穷。孤留中余阙之事相关奏章,本意在令朝野深思,何为真正大义,何为华夏根本。

    昨日,太保在《汉报》上的署名文章,孤也看了,写得很好。诸卿激愤,也是好事。思想统一,人心凝聚,方能克复旧土,再造华夏。」

    他顿了顿,目光平静地扫过殿中众臣,随即话锋一转:「然,朝堂乃议政决事之所,非攻许倾轧之地。陈卿、左卿、杨卿等,或虑事不周,或言辞有失,然其心或为尽忠职守,或为坦陈己见。

    若因一言一事不合,便大兴党争,相互攻伐,则非新朝之福,实乃取乱之道。

    此事,到此为止罢。」

    殿内一片寂静。那些刚刚还在慷慨陈词的官员,如同被扼住了喉咙。

    汉王这番话,看似各打五十大板,实则定了调子:批判余阙是正确的,但借此在朝堂搞清洗是不被允许的。既肯定了「风向」,又掐灭了「火势」。

    「杨卿在任上并无过失,身体益壮,纵有小疾,何以弃孤而去?其请辞,驳回!陈卿身为部堂、左卿身为卫帅,日后再建言,务以大局为重,以民生为念。」

    「臣————谢王上隆恩!」

    左君弼几乎是跟跄出列,伏地叩首,声音带著劫后余生的哽咽。

    陈基亦稳步出班,伏地大拜:「臣,谨遵王上教诲。」

    姿态依旧从容,唯有袖中微微颤抖的手指,泄露了方才那短短片刻承受的千钧压力。

    石山微微颔首,不再多言,转而议论起春耕与漕运诸事。朝会在一片微妙的气氛中继续,仿佛这场差点掀翻数位重臣的风波从未发生。

    轻轻放过陈基等人,当然不是石山和稀泥,除了他在朝会上公开表明的原因外,更主要的问题,还是新生的汉国朝堂经不起政争折腾。

    陈基、左君弼、杨维桢等人「屁股」坐歪,都不是值得托付重任的臣子。

    但几人的政治敏锐度和个人品行,并不见得比局势明朗后,才落井下石的观望者更差,只怪他们急于表现,跳出来太早,落入石山的圈套,成为此次舆论风潮的众矢之的罢了。

    匆匆建国的草台班子就是这样,大部分时候是「位置等人」,敲打完这些人后,还是得用他们半年时间不到,便连换两任礼部尚书,那也太儿戏了。

    更重要的是,这次公开站队,建议给予余阙身后名的文官,绝大部分是江南籍。若因言罢黜、

    清洗,必将迫使这个本就心存疑虑的政治势力更加抱团,从而加速地域分裂。

    上位者要始终把控政治方向,而非折腾某些具体的人。

    使功不如使过,石山借机狠狠「扇」了为余阙发声者的脸后,大度宽恕他们,保留其官职,悄然间便完成了一次政治上的「诛心」,远比撤掉一批官员,再换更不省心者上来更好。

    以后,再有类似的分歧,持相同政见者想要发声,便不得不先掂量自己的份量,考虑被当众打脸的严重后果,未言先怯,嗓门都要弱几分,其反对者却胆气愈壮。

    此消彼长之下,石山才能逐渐掌控朝堂舆论,而不是反过来,让嗓门最响亮的江南士绅掌控。

    而对左君弼这些武将,也必须敲打——以后在自己拿不定的非军事议题上,少掺和!

    汉国朝堂的风波,被石山强行按下去,民间的思想激荡却刚刚开始,《安庆三年殇》如同巨石投入古潭,其涟漪迅速从江宁扩散至汉国治下各州县,甚至悄然流向元廷控制的区域。

    根据汉王授意,《汉报》编撰罗本适时增开了「社评」专栏,欢迎各方投稿。

    讨论最初还限于余阙之事本身如何看,待朝堂传出明确风声后,逐渐转为「华夷之辩」,最初多是陈词滥调,但随著叶兑、朱升等人下场,战况迅速升级,辩论的质量也越来越高。

    更令人侧目的是,一些隐居山林、此前对汉国持观望态度的名宿,乃至元廷治下的一些学者纷纷来稿(大多作为维护蒙元统治的反方辩手),加入战团。

    一方引证蒙元「行汉法、用儒生、祀孔孟」,力证其已承天命;

    另一方则质问「若承天命,何至四等人分,南人贱如犬马?何至民不聊生,天下皆反?又何需以忠义之名,逼万千汉民为胡虏殉葬?」

    《汉报》一时洛阳纸贵,加印数次仍供不应求。

    通政司趁机推出「境外散版」,以商队夹带、私下流传等方式,将这场辩论的火种撒向各地。

    当时间悄然进入到汉国开朔三年、蒙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华夷之辩」的热度不但没有降低,还从引经据典的理论研讨,过渡到了政策执行层面的具体操作。

    由于《汉报》版面有限,难以尽刊各方意见,且所有评论文章必须实名,限制了很多士人天马行空的发挥,绝大部分投稿实际难以录用,每期放出的正反方观点,也都经过通政司故意挑选。

    明眼人渐渐看出了,每期刊登的正反方文章看似数量对等,但维护蒙元统治秩序一方的文章,明显略逊一筹,且常配以犀利尖锐的「编者按」,其观点未战先已矮了三分。

    在汉国官办舆论平台上,如何辩得过拉偏架的通政司。

    「欺人太甚!」

    某雅集上,一名中年士子愤然掷杯:「朝廷这是只许一家之言,堵塞天下悠悠众口!报纸此等利器,岂能由官府独掌?」

    此论一出,附和者众。

    江南士人因长期受到蒙元政治上的打压,本就热衷于组建各种「小圈子」,经常以举办诗会、

    雅集为名公开论政,并在集会后,将有关文章刊印成册,早有相对成熟的「产业链」。

    很快,一种思潮在私下蔓延:何不自己办报?报纸这种舆论大杀器,就该掌握在「有良知」的士绅手中,岂能让「只知与民争利」的朝廷独霸天下舆论?

    于是,士绅们私下募资,联络刻工,甚至开始向一些名士约稿。

    就在这股暗流涌动,几处小报已筹集到初始资金,准备大干一场之际,新一期《汉报》的「新政解读」专栏,刊载了汉国《出版管理条例(试行版)》。

    一、凡刻印书籍、文册售卖流通者,需至所在地官府登记,并逐级经通政司审批,取得「书号」「刊号」,并缴纳相应抵押保证金。

    二、所有出版物内容,须送审查验,不得有「诋毁朝纲、煽惑民心、泄露机密、诲淫诲盗」等情。

    三、报纸、时论刊物,关乎国家舆论导向,社稷民心稳定,为特殊出版品类。

    新政试行期间,朝廷只发放话本小说、诗词文集、农工技艺等类书号刊号。待十年之后,视新

    政试行效果,再予考虑是否发放民间办报许可。

    《出版管理条例(试行版)》内容,犹如寒冬冰水,将大多数筹办者的热情浇得透心凉。

    毕竟,任何朝代,公然对抗朝廷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而汉王虽然广开言路,也不禁民间论政,却格外注重「按规则办事」,对违反规则者的惩处,也从不手软,汉军攻入江南后,更是血腥镇压了一大批敢于公然对抗的士绅。

    江南士绅之所以在汉王面前,比面对元廷时更好「说话」,也不是他们「政治觉悟高」,而是在付出血淋淋的代价后,逐渐认识到与汉王合作尚有富贵前程;硬抗,必是粉身碎骨。

    若通政司没有印发《出版管理条例》,还可以借著「不教而诛谓之虐」的名义试探。现在已经印发条例,还敢顶风作案,那就真是嫌自己的命太长了。

    大部分办报的行动悄然平息,募集的银钱被悄悄退回,约好的文稿也被婉言辞谢。

    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仍有人试图借著办文会之名打擦边球,继续筹办报纸。

    士绅参政议政,乃是千百年固有的传统,若无议政自由,还叫什么士绅?

    其中,声势最大者,当属翰林直学士陈遇等人鼎力支持的《东麓书报》,该报因办报地点设在钟山东麓的静诚草堂,而得此名。

    陈遇出身于江宁陈氏偏支(就是顽抗红旗营的陈野先一族),曾出任温州路儒学教授,返乡创办静诚草堂后,常论时政,时人称其为「山中宰相」。

    石山夺取江宁后,以陈野先顽抗义师为由,强行拆散了大族陈氏,将其主脉流放徐州:随后征辟陈遇为不常设的元帅府博士,以安抚其剩余族人。

    实际上,此职就是个荣衔,陈遇并不需要跟随石山,仍在静诚草堂教书授徒。

    此后,徐州连番战乱,尚未完全安顿的江宁陈氏主脉再遭离乱,据说「死伤者众」。石山「心中不忍」,诚王建国后,改陈遇为翰林直学士,仍留其在静诚草堂教学。

    《东麓书报》,便是以陈遇为首的一批在野清流筹办,欲与《汉报》分庭抗礼的产物。他们行动最快,资金、人员、稿件均已齐备,甚至连创刊号的版都已排好,只待开印。

    《出版管理条例》的颁布,对他们而言是当头一棒。

    但箭在弦上,加之陈遇自恃有「清望」护体,且汉王对其家族「有愧」,存了侥幸之心。最终决定,不公开售卖,仅印刷五百份,分赠友好同道,「以文会友」,试图钻个空子。

    结果,活字版刚刚刷上油墨,才印几张,草堂的大门被猛地撞开。

    一队身著锦衣、神情冷肃的探子鱼贯而入,行动迅捷果断。他们不理会任何解释与质问,径直查封了所有雕版、文稿、印刷器具,并将陈遇及在场负责编纂、刻印的十二人,全部锁拿带走。

    整个过程干脆利落,不超过一盏茶时间。

    等消息传开,江宁士林一片哗然。

    这一次,朝中的江南籍官员们吸取了教训。无人再敢质疑「该不该抓」,争论的焦点全部集中在「如何判」上一毕竟《东麓书报》未及发行,危害未显,能否从轻?

    石山并不希望大兴「因言治罪」的文字狱,自然不可能真因此杀了陈遇全家。

    重构道统的难度,远胜于平定天下,便是因为收复士人之心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让士人认清朝廷必须掌控舆论平台的现实,只能坐下来争论「如何判」,便是迈出了关键一步。

    数日后,通政司与刑部联合公告:陈遇身为朝廷荣衔官员,明知禁令,带头违制,其心可议。

    革去翰林直学士衔,流放濠州,编入屯田营。

    其余从犯,杖责八十,准罚银赎罪,所筹办报资金全部罚没充公。

    判决既出,议论声渐渐平息。

    士人们终于看清了汉王的底线:道理可以辩论,但平台必须掌控在朝廷手中。

    你们想公开发表文章,可以!但只能在《汉报》的框架里说;

    想另起炉灶,自有国法治你!

    不过,汉国内部虽然因为此事闹得沸沸扬扬,石山的注意力,却并未集中在这些人身上。

    绝大部分百姓也没怎么关注这些事,对他们来说,报纸上啥夷啊夏的,哪有正在连载的《江湖豪杰传》更值得期待?更何况,新年期间还有更精彩军民的运动会等著他们。

    与士绅的舆论战,终究只是汉国当前必须打赢的诸多「大战」中的一仗而已,正在快速扩张的汉国,并未因此而放缓开疆拓土的速度。

    新年前后,汉军在各条战线上皆有重大进展,江宁一时间捷报频传,稍稍分散了一些《汉报》

    上的论战热度。

    西线,常遇春所部全取南康路后,继续南下,围攻龙兴路治所南昌城。胡大海所部也已经全取江浙行省饶州路,即将对信州路用兵。

    北线,李武所部没有向北,收复已成焦土的徐州,而是果断西进,突入汝宁府,一举夺取颍上县,击溃了四川行省右丞答失八都鲁派出的一支偏师。

    此役最大的意义,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汉军兵锋首次与长期活跃在汝宁府的刘福通红巾军主力,形成了实质性的地理联动与战略呼应。

    两支反元武装虽未合并,却已互为犄角,将整个河南南部的元军置于左右夹击的威胁之下。

    河南告急的文书,雪片般飞向大都。

    元廷,大都。

    皇宫深处的天魔舞乐,近日似乎也驱不散那弥漫的焦灼。

    妥欢帖木儿看著案头堆积的告急文书,脸色阴沉。

    「江南快丢完了,河南又捅了大窟窿————哈麻,雪雪,你们有何良策?」

    殿下,权臣哈麻、雪雪伏地汗出如浆。他们靠谗言与逢迎扳倒脱脱才得以上位,于军国大事实无良谋。有老臣趁机进言:「陛下,国事艰难,或可————召脱脱还朝?」

    「脱脱————」

    妥欢帖木儿眼神复杂,那个能力超群却总让他感到威胁的丞相身影浮现眼前。

    「不可!」

    眼见皇帝有些动摇,哈麻急声反对:「脱脱远在云南,往返起码需要数月,缓不济急!且国库空虚,朝廷哪有征兵的钱粮?为今之计,只有进一步放开团练令,许各地缙绅豪强自募乡勇,保境安民,或可延缓贼势!」

    这无疑是饮鸩止渴,将地方兵权拱手让与汉人地主。

    但焦头烂额的元廷,已顾不得长远,妥欢帖木儿疲惫地挥了挥手。

    旨意下达,大都朝堂暗流更剧。哈麻一党加紧搜罗编织脱脱的新罪状,而脱脱的旧部门生故吏,则于暗中翘首以盼。新一轮血腥的清洗,已在酝酿之中。

    而当元廷统治者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河南战场时,石山在浙东却悄然启动又一枚棋子:汉国东海水师与方国珍所部组成了联合舰队,已经开始入海合练了。

    Ps:陈遇早就埋下的伏笔,江宁之战出场过,估计大部分读者已经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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