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1章 199：《当幸福来敲门》（上）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四日，星期五。
农历腊月十六，节气已过大雪，京城的天空是那种典型的冬日灰蒙，干冷的北风刮在脸上，带着股凛冽的劲儿。
但对于“九地市场”内的众多影院经理和工作人员而言，这天清晨的空气里，除了寒意，更弥漫着一种熟悉的、带着期盼的躁动。
由北影厂、紫禁城影业牵头，联合盛影传媒出品，王盛执导，葛尤主演的贺岁新片《当幸福来敲门》，将在今日，于“九地”范围内的主要影院同步上映。
从京津到苏省七市，一条相对稳固、反应迅速的放映渠道已然成型。
各家合作影院门前，统一的电影海报早早立起：葛尤那标志性的、带着点苦涩却又坚韧的面孔，在风雪背景中显得格外醒目，海报上“王盛继《30天》后，再推力作！”“葛尤倾情演绎，一个父亲的绝地反击！”“这个冬天，让幸福敲响你的门！”等宣传语极具煽动力。
排片方面，更是展现了对这部影片毫无保留的信心。
多数影院，尤其是位于城市核心地段的龙头影院，直接从早场开始，就为《当幸福来敲门》开放了全天候的高密度排片，平均排片率超过了百分之八十，黄金时段更是几乎被完全包揽。
这是一种近乎“清场”式的礼遇，也是市场对“王氏贺岁片”这块金字招牌的信任投票，也隐隐透露出联盟内部希望借此片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冲击更高票房纪录的野心。
……
中午十二点半，京城海定区，大华电影院门口。
马国庆裹紧了身上那件半旧不新的军大衣，跺了跺脚，试图驱散从脚底漫上来的寒气。
他是个东北人，来自那个在影片开场里出现过名字的重工业城市——钢城。
来京城闯荡已经三年多，最初是跟着老乡在建筑工地干活，后来仗着有点力气和眼力见，开始自己倒腾点小买卖，卖过水果，蹬过三轮，如今在一家批发市场帮人看摊卸货，算是勉强在京城扎下了根，但日子依旧过得紧巴巴的。
他识字不多，但对“电影”这东西，尤其是“王盛”这个名字，有着一种朴素的信任。
去年冬天，《30天》上映的时候，他就在工友的撺掇下看过，乐得前仰后合，也记住了那个能让周星星都服服帖帖的年轻导演王盛。
今年夏天王盛做的事，更是让他觉得，必须得支持一下子。
今天上午刚卸完一车货，结了半天工钱，揣在怀里还带着体温。
他便来到了大华电影院门口。
看着售票窗口上方电子屏滚动的“《当幸福来敲门》 12:30开场”的字样，他摸了摸口袋里那几张皱巴巴的票子，犹豫了一下。
“一张，这个，《当幸福来敲门》。”他操着寻思俺也没口音的普通话，指了指电子屏。
“十二点五十的，二楼三号厅，中间位置，十五。”售票员头也不抬。
白天场次的票果然要便宜一些。
马国庆心里一松。
攥着那张小小的电影票，他感觉手心有点汗。
走进电影院大厅。
暖气很足，瞬间驱散了外面的寒意。
大厅里人不少，大多是一些看起来像学生、年轻情侣的人，也有像他一样，穿着朴素，面色带着风霜的中年人。
空气中混杂着爆米花的甜腻香气和人们低声交谈的嗡嗡声。
找到二楼三号厅，检票进去。
影厅不算最大，但座椅柔软，环境干净。
他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左右都还没人。
他把军大衣脱下来抱在怀里。
灯光渐渐暗下，银幕亮起，先是其他电影的预告片，然后便是熟悉的公映许可证和北影厂、紫禁城影业、盛影传媒的片头标志。
影厅里彻底安静下来。
……
银幕上，故事开始了。
第一幕：崩塌（1996年底-1997年初）
镜头掠过白雪覆盖的东北平原，落在钢城一座庞大的国有钢铁厂。
高耸的烟囱，轰鸣的车间，穿着深蓝色工装、戴着安全帽的工人们穿梭其间，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钢铁与煤灰的气息。
广播里播放着激昂的进行曲和安全生产通知。
陈建国（葛尤饰）正是这钢铁洪流中的一员。
作为厂里的技术骨干，他戴着眼镜，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在机床前专注地操作着，眼神里透着属于技术工人的自信和笃定。
下班后，他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穿过熟悉的厂区生活区，邻居工友热情地跟他打着招呼：“陈工，下班啦？”“哎，回了！”
回到家，是厂里分配的公房，面积不大，但整洁温馨。
妻子李玉梅（宋玬玬饰）正在公用厨房里忙碌，锅里炖着白菜粉条，热气腾腾。
儿子陈小强（芭图饰），趴在炕桌上写着作业。
晚饭时，陈建国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旧报纸仔细包好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打开，是一套崭新的《英汉大词典》。
他脸上带着点小得意，对儿子说：“小强，好好学，将来考大学，出国留学！爸给你攒钱！”
李玉梅笑着嗔怪他乱花钱，眼神里却满是温柔。
这是一个典型的、依赖于“单位”的东北工人家庭，虽然不富裕，但稳定，有盼头。
陈建国信奉“厂子就是家，技术就是铁饭碗”，他床头贴着“先进生产者”的奖状，柜子里放着那本象征着他知识和地位的《英汉大词典》。
然而，时代的洪流无情地拍打而来。
工厂大礼堂，黑压压坐满了工人。
主席台上，领导面色凝重地念着文件，“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产业结构调整”、“阵痛期”……一个个陌生的词汇，像重锤一样砸在每个人心上。
当念到“陈建国”的名字出现在第一批下岗名单时，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眼镜片后的眼神充满了茫然和难以置信。
他技术过硬，是厂里的劳模啊！怎么会？
散会后，他茫然地随着人流走出礼堂，手里多了一本薄薄的《下岗证》和一个装着寥寥几张“买断工龄款”的信封。
背后墙上，“……”的红色标语，在冬日的惨淡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
家庭的温馨假象迅速破裂。
李玉梅的抱怨和焦虑与日俱增，她比陈建国更早地嗅到了危机的气息，开始偷偷联系南方打工的同乡。争吵成了家常便饭。
“你就守着你这点技术等死吧！厂子都不要你了！”
“我能怎么办？我除了会开机床，我还会干啥？”
“去南方！去鹏城！那边机会多！难道要我跟小强跟着你一起饿死吗？”
最终，在一个清晨，李玉梅提着简单的行李，决绝地离开了这个曾经充满希望的家。
她留给陈建国的最后一句话是：“建国，我们得现实点。”
陈建国抱着懵懂的儿子，站在冰冷的家门口，望着妻子远去的背影，眼神从痛苦、愤怒，最终化为一片死寂的空洞。
家的崩塌，就在一夜之间。
第二幕：漂泊（1997年春夏）
为了生存，陈建国不得不走出熟悉的厂区，踏入完全陌生的社会。
来到魔都。
他尝试过很多工作：去劳务市场蹲活，因为年纪和“国企出身”被嫌弃；摆地摊卖手套袜子，因为不懂经营和躲避城管而狼狈不堪。
转折发生在他蹬着三轮车路过证券营业部门口时。
他看到几个穿着笔挺西装、打着领带的人，手里拿着手机，意气风发地谈论着“K线图”、“涨停板”、“认购证”。
他们口中的词汇，对他而言如同天书，但他们展现出的那种与钢铁、机床完全不同的、基于知识和信息的财富力量，深深地吸引了他。
那个灯火通明、闪烁着巨大屏幕的营业部大厅，像是一个充满诱惑的“魔盒”。
他意识到，这或许是他这个“文化人”唯一可能抓住的救命稻草。
他翻出了那本《英汉大词典》，开始疯狂地自学金融知识，去旧书摊找一切相关的书籍报刊，用儿子废弃的作业本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画图。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得硌人。
由于长时间找不到稳定工作，积蓄耗尽，父子俩被房东赶出了公房。
他们开始了真正的漂泊。
他们住过五块钱一夜、烟雾缭绕、充斥着录像带打斗声的录像厅；挤过冰冷嘈杂、人声鼎沸的火车站候车室的长椅；最后，是那种按小时计费、过了午夜就便宜很多的大众澡堂。
影片用了一个长镜头来表现澡堂过夜的那一晚：氤氲的蒸汽模糊了视线，疲惫的人们蜷缩在躺椅上酣睡。
陈建国用军大衣紧紧裹着儿子小强，孩子稚嫩的声音在空旷的浴室里回响：“爸爸，我们是不是在探险？”
陈建国没有回答，只是把儿子搂得更紧，镜头推近他的脸，泪水混着额头上流下的水珠和蒸汽，无声地滑落。
那是一种男人无声的崩溃与坚持。
为了填饱肚子，在最困难的时候，陈建国偷偷去了血站。
当他拿着卖血换来的几十块钱，买了一大碗热腾腾的、上面飘着几片薄肉的面条，儿子让他先吃时，影厅里响起了低低的啜泣声。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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