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接连死人，知情者悉数遇害

刘国全在棚屋里交代的全部供词，当天下午就被孟哲派人做了正式笔录。笔录结尾处刘国全签了名、按了手印，然后坐在铁皮棚屋的折叠椅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那口气吐得很慢很慢，像是胸腔里积攒了二十多年的什么东西终于被放掉了一丝。他问做笔录的年轻警员：“我会不会被加刑？”警员说包庇罪的追诉时效已经过了，主动交代不在追诉范围内的犯罪事实不属于加重情节。他听完之后点了点头，站起来把桌上那半杯凉透的薄荷茶端起来一饮而尽，然后对站在门口的徐逸凡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没预料到的话。

“赵宇当年不止我一个帮手。”

他说，当年帮赵宇处理尸体的除了他自己之外还有三个人——一个是赵宇在工地上的工友，帮忙借的面包车；一个是赵宇的同村发小，帮忙在薄荷田里挖的坑；还有一个是赵宇的远房堂弟，事后负责把陈瑶的行李箱、身份证和所有能证明她曾经在这座城市存在过的物品分批扔进了青山河不同河段。这三个人和赵宇之间没有书面协议，没有金钱交易，全都是被赵宇用一句“兄弟帮个忙”叫来的。事后他们各自在警方的外围排查中被问过话，但因为没有直接参与杀人、没有出现在案发现场、加上赵宇一口咬定所有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干的，这三个人最终都没有被立案。刘国全说，他出狱之后曾经在街上碰到过那个帮忙借面包车的工友，对方看到他扭头就走，叫都叫不住。

“他怕的不是我，是赵宇。”刘国全说，“赵宇出狱之后改过两次名字，每改一次就把新身份发给我们三个人，附一句话——‘我活着，你们嘴就闭紧一点’。他不是怕我们自首，他是怕我们替他分担罪名之后，他自己就没那么重了。”

徐逸凡把这三个人的名字记在笔记本上，拍照发给孟哲。三分钟后孟哲回了消息：“工友叫周大勇，四年前工地事故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当场死亡。发小叫孙志强，两年前酒后驾驶摩托车撞上国道隔离墩，当场死亡。堂弟赵伟，一年前独自在家使用燃气热水器时一氧化碳中毒，抢救无效死亡。”

三个人全死了。不是同一个年份，不是同一种死法，彼此之间相隔的时间长短不一，每一起死亡单独看都是再普通不过的意外事故——工地安全事故、酒驾肇事、燃气中毒，全市每年发生成百上千起同类事件，不会有任何人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但当这三个名字和刘国全口中那句“我活着，你们嘴就闭紧一点”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一种超出统计学巧合范围的寒意从手机屏幕的冷光里渗出来。

“意外？”孟哲的第二条消息紧跟着发过来，“周大勇坠楼时现场没有目击者，安全绳断裂的原因鉴定为‘使用不当’；孙志强酒驾那天晚上在朋友家喝了一整瓶白酒，朋友作证说他是自己灌自己的，没人劝酒；赵伟的一氧化碳中毒事故中，燃气热水器的排烟管道被人用塑料袋堵住了——当时派出所的结论是死者自己操作不当，把塑料袋误塞进了管道口。三个案子的时间跨度长达三年，分布在三个不同的派出所辖区，没有串并条件。但如果站在暗夜组织的角度去看，三起‘意外’的精确性和清洁工当年的手法完全一致。”

徐逸凡站在菜市场外面的停车场上，把手机屏幕按灭又按亮，反复看了三遍孟哲发来的事故摘要。清洁工的手法——在公交车的制动系统上做手脚，制造一起看起来像意外机械故障的交通事故。周大勇的安全绳断裂，孙志强的酒后驾驶，赵伟的燃气管道堵塞，每一桩都像是从清洁工那本没有写出来的清场手册里撕下来的操作指南。但清洁工本人——那个拄着龙头拐杖、顶着王建国的名字活了二十年、又在十年前在17路公交车上被自己的冷漠压碎心脏的男人——已经在2014年死了。除非他不是一个人。除非清洁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可以在组织内部传承的职位。

“查一下这三起事故之间有没有一个共同的联系人——不是和赵宇有关的人，是和他们三个人都接触过的、不属于他们各自社交圈子的外人。”徐逸凡在电话里对孟哲说，“清洁工如果还活着，或者说如果有新的清洁工继任了，他一定会在这三个人的死亡前后分别出现在他们的生活圈子里。查交警事故认定书上的目击证人，查工地安全监督报告的签字人，查燃气公司入户安检的记录单——只要有一个人同时在三份记录里出现过，不管是证人、安检员、还是路过的外卖骑手，那就是他。”

他挂掉电话，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林青的薄荷叶还搁在副驾驶座上，红绳在暖气出风口的气流里微微抖动。他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孟哲刚才顺手发过来的另一条信息——周大勇、孙志强、赵伟三人的户籍照片和简要资料。周大勇死的时候四十九岁，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最小的女儿在他死后第二年考上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是烧在坟前的。孙志强死的时候四十五岁，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摩托车后座上载着他从菜市场买的一袋土豆和两条鲫鱼，鱼在事故现场从塑料袋里甩出来，在柏油路面上蹦了几下才咽气。赵伟死的时候四十三岁，刚刚离婚，前妻带着儿子搬去了另一个城市，他一个人住在老小区顶层的阁楼里，一氧化碳中毒之后过了三天才被邻居发现，尸体已经僵硬，手里还握着淋浴喷头。

这三个人的档案加起来只有薄薄几张纸，但他们各自留下的家庭残骸比任何卷宗都要厚。陈瑶案的法律程序早已完结，赵宇坐了十五年牢，刘国全坐了两年牢，这三个人在法律上从未被追究过任何责任。但在另一个审判体系里——在清洁工和寄信人共同维护的那本看不见的账本上——他们每一个人都被记了一笔。而执笔人似乎觉得，让他们活在世上就是漏账。

徐逸凡发动引擎，把车开出菜市场停车场。他没有直接回出租屋，而是沿着17路的路线绕了一圈，最后停在青山桥北端的一个临时停车位上。这条路线他开过很多遍了——从青山北路始发，穿过老城区，经过青山巷遗址，上桥，下桥，沿着河岸一路向南。每一次开都有不一样的感受。这一次他把车停在桥上，摇下车窗，冬日下午的冷风灌进来，带着河水特有的潮湿和矿物腥气。桥下是母亲沉下去的地方，也是林小雨沉下去的地方，也是王建国——或者说清洁工——亲手把战友孙女的遗体推进公交车残骸的地方。二十八年前这桥下发生了多少事，站在桥上的人一个都不知道。

他关上车窗，重新发动引擎，朝专案组方向驶去。半路上孟哲的电话打进来了，语气很急，背景音是专案组办公室里特有的键盘敲击声和对讲机的电流声。

“你说的那个共同联系人，查到了。”孟哲说，“周大勇坠楼事故的安全监督报告上，签字的安全监理叫‘程立’，当时是工地外聘的第三方安全顾问。孙志强酒驾的那天晚上，朋友家聚会的人里有一个不是熟人圈的——朋友的女朋友带来的‘同事’，姓名登记写的是‘程力’，身份证号后来查实是假的。赵伟的一氧化碳中毒事故之后，燃气公司入户安检记录显示，事故发生前一周有人以‘社区安全员’的身份上门检查过燃气管道，楼道监控拍到了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身高体型和前两次出现的程立/程力高度一致。”

“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三起事故之前他分别以三种不同的身份出现在三个死者的生活半径里，每次停留不超过三天，每次都在事故发生后二十四小时内从所在区域消失。最后一次出现是去年在赵伟住的那个老小区，楼道监控拍到了他的正脸——四十岁上下，中等身材，戴黑框眼镜，长相很普通，普通到扔进人堆里找不出来。他抱着一个文件夹，敲门，进去大概十五分钟，出来，下楼。监控时间戳显示他离开后约四个小时，赵伟的一氧化碳中毒达到了致死浓度。”

徐逸凡把手机换到左手，右手挂挡，车子在红灯前稳稳停住。他看着斑马线上过往的行人，沉默了片刻。“这个人不是清洁工。他是清洁工的工具——职业清道夫，外包的。暗夜组织在清洁工死后没有解体，至少清场职能没有解体。有人继承了清洁工的位置，或者有人在清洁工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在替他做事了。赵宇的三个帮手被逐一清除，不是因为陈瑶的执念在追他们，是因为有人不希望他们在某一天被人找到，不希望他们开口说出赵宇之外的人名，更不希望他们告诉你一个他们不该说的秘密。”

“什么秘密？”

“陈瑶的死不是赵宇一个人干的。”徐逸凡松开刹车，车子缓缓滑过斑马线，“刘国全说他听到她在喊救命，赵宇一个人在房间里勒她。但他没说的是——那条晾衣绳是谁递给赵宇的。陈瑶的出租屋里没有晾衣绳，赵宇找她之前也没带绳子。那根绳子是现场取材，取材的地方是出租屋阳台上的晾衣架。但晾衣架上的绳子不是陈瑶自己的——她不晾衣服，她只有两套换洗的的确良衬衫，洗了直接铺在薄荷田上晒。那根晾衣绳是别人提前挂上去的。提前挂绳子的人，就是把薄荷叶塞进陈瑶眼睛里的那个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专案组办公室的背景音也安静了下来，像是有人在孟哲旁边示意他按了静音键。然后孟哲的声音重新响起来，压得很低，低到徐逸凡必须把手机音量调到最大才能听清每一个字。

“你是说，陈瑶的死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被设计的谋杀？不是赵宇临时起意，是有人提前在出租屋里挂了晾衣绳、提前让陈瑶的眼睛吸附了薄荷叶、提前确保她死后执念会被林青种进那片田里？”

“对。陈瑶是第六案的第一个受害者，但她的死不是赵宇的个人罪行。她是被暗夜组织选中的执念原料——她的骨灰被林青种成引魂薄荷，她的执念被林青用来追了赵宇十几年，她死后留下的残念蛋白质链和薄荷挥发油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整个暗夜组织执念采集网络里最特殊的一种终端——不需要奇物载体，不需要仪式激活，只需要一片叶子就能让任何一个参与过她死亡过程的人看到她的脸。这个终端的制造者不是林青，林青只是执行了种植这个环节。制造者是把晾衣绳提前挂在阳台上、确保她死后眼睛会吸入薄荷叶、然后引导林青用她的骨灰去种田的人。这个人就是清洁工——二十年前的清洁工，不是王建国。王建国是2014年才死的，而陈瑶死于二十多年前。清洁工在二十年前就设计了她死亡的全部细节。”

他停顿了一下，车载收音机里正在播报晚间天气预报，说明天又有小雪。

“而那个现在还在外面替组织清除知情人的外包清洁工，他清除的不是陈瑶案的知情人。他清除的是当年替清洁工做事的人。他在一层一层地灭口，从外往里剥，剥到最后只剩一个人——清洁工本人。但清洁工已经死了。所以他接下来要杀的人，要么是清洁工的继承人，要么是清洁工生前最后一个接触过的人。”

“清洁工生前最后一个接触的人是谁？”孟哲问。

徐逸凡看了一眼副驾驶座上挎包里那本黑色软皮面笔记本——他父亲的笔记本，从青山巷37号地基下挖出来的那本。清洁工王建国在死前最后一天晚上写了一封坦白信给林青，信的末尾说“我明天要去坐17路了。如果我明天没有回来，你去青山巷37号后院，找到你苏医生埋在地基下面的东西”。他让林青去找父亲的笔记本。他是清洁工，也是王建国。他在临死前把自己藏了二十多年的秘密全部埋进了那本笔记本里。而他死前最后一个接触过的人——不是林青，林青是在他死后才看到那封信的——是十年前在17路公交车上当面质问他、让他心梗发作的那个年轻男人。

那个年轻男人是徐逸凡自己。

十年前，他找到了王建国，在他面前喊出了母亲的名字，质问他为什么害死她。王建国在听到他质问后的十分钟内心梗猝死。他就是清洁工生前最后一个接触过的人。而那个现在还在到处清除知情人的外包清洁工，如果他的灭口链条真的会剥到最里层，他迟早会出现在徐逸凡面前。

“孟哲，发一张程立/程力的监控截图到我手机上。如果我见过这个人，我会记得。”他把电话挂断，车子正好驶入专案组所在的那条街。路灯亮起来了，昏黄的光照在前挡风玻璃上，被雨刮器留下的细痕切成一格一格的光栅。他把挎包拎起来，从里面取出父亲笔记本的最后一页——那张泛黄的报纸小样，父亲用仿宋体排的“失踪女童遗体寻获”未刊新闻。小样的背面有一行用铅笔写的字，他之前在菜市场停车场看的时候没有留意，现在对着路灯的光才看清了全部笔画：“小雨，你妈妈每年给你烧薄荷纸钱。我每年给你排一版报纸。排到第十年，我知道你不会上来了。但你妈说执念不会消失，只会转移。你的执念不在河里，在你外公手里。他替你合上了眼皮，他替你洗干净了手指，他把自己的玉佩掰成三块给了你一块。他欠你妈的，都还给你了。你原谅他吧。我不行。我没资格求你原谅。”

落款是一个字——“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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