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8章 西门子家书
第1098章 西门子家书
亲爱的维尔纳：
距离我从哥廷根出发抵达伦敦已经过去一个月的时间了，其实我本该早些给你写信的，但这些天我在伦敦的所见所闻实在远超我的最初预料，每天都能看见新事物，每天都能接触到那些只能在书本上看到的大人物。在伦敦，我每一天都活的像在梦里。
维尔纳，我亲爱的兄长，在向你叙述我这些天的所见所闻前，我想要先向你道个歉。
几年前，你逼著我学英语的时候，我还对你的决定大惑不解，甚至心中颇有怨言，但现在看来，你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于对于弟弟的爱，你心中明白哪里代表了世界的未来，所以拼了命的想要帮我扫平通往新世界的障碍。
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你更为家族负责的哥哥了，自从去年父亲去世后，你主动肩负起了弟弟妹妹的抚养义务，你把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他们都接到了马格德堡继续接受教育，身体力行的亲自教导他们，不惜借钱也要帮我完成大学学业。
维尔纳，我对你的感激无以言表，但我不能坐视所有重担压在你的肩膀上，有你这样的哥哥作为榜样，我又岂敢坐享其成呢？
我揣著平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7个塔勒，从哥廷根出发了，一路上能走路就走路，实在走不动了就搭一段顺路的马车，有时候是农夫的牛车，有时候是邮差马车上多出来的一个角落。有位赶车的老人问我去哪儿，我说去汉堡，他咧著缺了牙的嘴笑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在拿脚底板丈量德意志呢。
从汉堡前往伦敦的邮船客舱价格是16个塔勒，但幸运的是，我正好遇上了一艘没有满客的，在经过谈判后，他们同意用5塔勒的价格给我在货舱留一个位置。
货舱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头顶上是甲板，脚下是一堆捆扎得歪歪斜斜的行李，身旁是几桶腌鲜鱼，咸腥味儿混著机油和潮气，熏得人脑仁疼。
但西门子家的男子汉没有什么苦是不能受的，正如你教导我的那样，因为我们西门子家的男人有著远大的自标，所以眼前这些小苦难全都微不足道。
我刚刚从伦敦下船，便看见同行的一位普鲁士人在路边的商店里抱怨说：「看看这支雪茄，先生！它点不著，气味难闻，到处掉烟灰，然而却比我家乡一支像样的雪茄贵四倍。面对这支糟糕的雪茄，您还能厚著脸皮跟我谈论你们的政府和宪法吗？这支雪茄证明了你们吹嘘的文明纯粹是野蛮行径，你们的政府里坐满了骗子，你们的自由贸易更是个无耻的骗局！我的老天！这里的人居然把生菜叶子当烟草抽！」
我本以为那位小店主会「屈服」于客人的淫威之下，岂料他居然反唇相讥道：「或许我的雪茄确实是生菜叶子，但是，它真的能证明一切吗？很好，日耳曼先生，来吧，给我看看您的护照！这里有人向您要过护照吗？有人送您去市政厅办居留证吗？警察把您赶出伦敦了吗？要么是货真价实的自由配廉价雪茄叶，要么是真正的哈瓦那雪茄配普鲁士警察制度，您自己选吧，先生。」
伦敦市民与伦敦警察的关系或许远没有小店主嘴上说的那么好，但很显然，在面对外国人的时候，尤其是面对普鲁士人和法兰西人的时候，他们时常会为苏格兰场的警官和英国的议会民主而感到骄傲。
不过我认为普鲁士人的抱怨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伦敦的物价实在是太贵了。
我记得在汉诺瓦的时候，我们的同乡常说：「英国人花一英镑就如同汉诺瓦人花一塔勒。」
虽然这种说法可能略显夸张，因为我常常能看见伦敦人为了一两便士的差价锱铁必较，但伦敦的物价远贵于汉诺瓦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除此之外，我还发现汉诺瓦人对英国人的许多刻板印象在这里并不作数。
在我们看来，生活在冬日浓雾和秋日阴雨中的英国人好像天生冷漠、不近人情。伦敦的太阳，宛如德意志的自由，只存在于人们的信念之中。人们相信两者都本可明亮、耀眼、辉煌，但不幸的是，上界与下界之间横亘著一层阴郁丑陋的雾气。
自从抵达伦敦后，我已经有三个星期未见太阳的踪影，若非天文学告诉我们太阳仍在其旧日轨道上运行，我或许会以为太阳肯定是出城度假去了，又或者猜忌它是被扣留在某座德意志都城，只有等到现任君主诞辰之日方能获准大放光芒。
三周不见太阳，这放在世界上的任何城市都会引发轩然大波。
天主教徒会将其归咎于时代的背信弃义，新教徒会证明太阳是因为近来教皇的侵犯之举而受惊奔逃，至于犹太人，他们则会哀叹质问道：「当银行提高贴现率的时候，太阳又怎么可能照耀大地呢？」
伦敦的太阳确实不常见，但如果将伦敦的气候与英格兰的气候混为一谈，那就是固执的偏见了。因为我听布莱克威尔先生说，在英格兰的不少地方，太阳的明媚程度其实不亚于欧洲大陆。
但是即便如此，如果单论居住的舒适程度，英国绝对不如我们的家乡汉诺瓦。
在德意志，我们的家庭成员通常住在同一楼层或者同一个单元楼中的多个房间当中。
而在英国，他们居住在层层叠加的房间当中，在伦敦，拥有四个彼此相连房间的房屋极为罕见，这通常只能在那些高级住宅区的房子中见到。
而且我发现英国人貌似对我这样的单身汉总有种奇妙的鄙夷感，在英国，单身汉的处境往往比家猫还要糟糕。
因为按照英国人的观念，房子里最差的房间对单身汉来说都太过奢侈了。
我的房东太太在听到我还没结婚后，便想当然的脱口而出说：「喔，那随便凑合就行了！」
或许在她看来，单身汉难道会在意一条腿的椅子、破窗户、摇摇晃晃的桌子，以及冷飕飕的穿堂风吗？
她好像天生认为单身汉对风湿、牙痛、硬板床、冒烟的烟囱和与老鼠作伴情有独钟，然后等到他步入神圣的婚姻殿堂，等到某个可爱温柔的人儿向他许诺「爱、尊重和服从」之后，然后一夕之间，单身汉的本性就改变了，他就变得懂得享受家庭的舒适和惬意了。
并且这种奇怪的观念对于男女都是同样的，未出嫁的女儿在家庭当中同样得不到什么优待，英国人在这方面并不愿意展示他们的绅士风度。如果未婚女儿的待遇不错，那只能说明她的父母是不尊重英国传统的新派人物。
在家乡的宽敞房间里，丢了东西再摸索著寻找简直是我人生的噩梦，然而在伦敦，一切都「方便」极了，书柜、洗脸架和衣柜都挤在一起，我甚至无需起身就能拿到所需之物。
诚然，我干瘪的钱包确实负担不起更好的租屋，但仅仅因为没有结婚便被当做「下等人」，这总归令人感到不舒服。
不过好在我在单身汉这个领域内还有著许许多多的盟友，与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不同，英国的上层阶级貌似并不把结婚当作必需品，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们私下里就没有几个向他们许诺「爱、尊重和服从」的人了。
在即将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之前，我听从了你之前给我的建议，去伦敦大学找到了你以前在哥廷根大学的导师乔治·欧姆教授，并通过他联系到了帝国出版公司。
在那里我终于遇到了那位令人朝思暮想的人物，我们西门子家族男子汉的目标。
是的，维尔纳，我见到他了。
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对亚瑟爵士的感激，尽管我当时激动得手心全是汗，连话都说不利索，但他还是亲切的接见了我。
在向他解释了来意后，亚瑟爵士不仅同意为我引荐感兴趣的专利购买者，而且还特地安排了他的秘书亨利·布莱克威尔先生带我游览了整座伦敦城，并向我展示了伦敦出版行业和电报行业的全貌。
英国的报纸通常分为晨报、晚报、周报、月刊和季刊，在不同的城市还会有都市报刊与地方报刊。晨报与晚报的区别在于出版时间，晚报的首版于下午四点或四点半发行，第二版则于六点发行。倘若遇重大事件时，第三版将会在七点左右发行，内容包含当晚的议会消息。
晚报通常比晨报内容少得多，销量也较小。除了《环球报》和《太阳报》以外，其余晚报都不是独立经营，而是某些晨报的附属产业。例如《旗帜报》是《先驱晨报》的晚刊版，《快报》隶属于《每日新闻》，而《晚邮报》是《泰晤士报》的下属产业，而《晚报》则是《纪事晨报》训练新职员的地方。
与我们事先猜想不同的是，亚瑟·黑斯廷斯爵士的帝国出版旗下居然不包含新闻出版业务，他既不涉足晨报也不涉足晚报，但这不代表他对于舰队街的影响力就仅仅局限于图书出版领域。
事实上，由于英格兰电磁电报公司的存在，他受到了舰队街所有报社的尊重。
在舰队街，即便是对他最不友善的《晨邮报》和《环球报》，他们的报社编辑看在电报的份上，在碰到那些可以攻击亚瑟爵士的情景时，也只能选择对他本人避而不谈。
说起电报的应用，不列颠如今已经大大领先于欧洲大陆。
几年前，当铁路尚未出现、轮船班次稀少并且抵港时间总不准时的时候，《泰晤士报》就已经自建了信使体系，并且长期与《晨邮报》竞逐马赛至伦敦的陆路邮包运送时效。
有时《泰晤士报》占尽先机，有时他们的信使又会被《晨邮报》的信使击败，两家报社的代理人在马赛至加莱的沿途大肆撒钱，彼此斗智斗勇地包揽所有驿马，而在铁路出现后，为了争夺英国第一大报的位置，他们又将时效竞争转向了承包铁路专列。
然而，在电报出现之后，两家报社的恶性竞争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英格兰电磁电报公司不断铺设的电报线路击的粉碎。
由于《泰晤士报》与帝国出版的良好合作关系，他们获得了电报线路的优先使用权，从而在新闻时效上将《晨邮报》甩出了一个身位，并一举坐稳了英国国民报纸的行业地位。
《泰晤士报》向来出人意料又迅速转变的立场，不仅在不列颠，甚至在德意志也已经是尽人皆知。他们的政治立场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个深不可测的谜团，即便对多数英国人也是如此。
得益于亚瑟爵士的关系，我有幸拜访了《泰晤士报》的编辑部，而当我把这个问题抛向《泰晤士报》的主编托马斯·巴恩斯先生时，巴恩斯先生却笑著对我说，这正是《泰晤士报》能成为英国第一大报纸的原因。
新闻行业提振销量的秘诀就在于：要么追随舆论导向，要么比同时代的媒体更具远见，当预见到舆论风向即将转变时，才会与主流意见相左。无论何时何地，《泰晤士报》
始终致力于维护新闻行业的批判特权，并以铁一般的意志和惊人的清醒，不惜牺牲其他一切利益来捍卫这种批判性立场。
这便是《泰晤士报》的政治立场极为善变，然而读者却始终不愿抛弃他们的全部奥秘。
因为这家报社总能精准无误地抓住对英国有利的事物，无论这对域外国家造成多大危害。
如果英国能从道德立场中获利，那《泰晤士报》也不介意对异国展现出人道、宪政、
自由乃至感伤的姿态。
倘若与俄国结盟能推进英国利益，它同样不介意向读者描绘西伯利亚冰原上永驻春天的奇迹。
倘若发现能废除奴隶贸易会摧毁兰开夏郡的棉纺业，那《泰晤士报》自然也不惜为奴隶制辩护。
尽管《泰晤士报》常因立场的突然转变而备受国内外指责，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的政策确实存在政治一致性。
正如我先前所说，《泰晤士报》从未成为执政党或反对派的喉舌，它始终保持著独立性。在某些议题上，它支持当政大臣，而在另一些议题上，则予以反对。但它从不为了反对而反对，只有在真正关乎国家存亡的问题上才会寸步不让，例如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
可以说，《泰晤士报》从不固守某项原则的纯粹理论优越性，而是极致的贯彻著务实主义的立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它始终坚守著经过实践检验的实用性。
在会面的最后，巴恩斯先生告诉我，这也是《泰晤士报》能够与亚瑟·黑斯廷斯爵士保持长期合作的原因。
尽管亚瑟爵士与帝国出版是《泰晤士报》的长期合作伙伴，但这不代表他们就不报导对方的负面新闻，巴恩斯先生对我说，倘若黑斯廷斯爵士明天在圣保罗教堂门前杀了一位主教，那么后天清晨《泰晤士报》一定会在头版头条将这则新闻告诉全国民众，但倘若那位主教确实该死，我们也会在第三版里把理由交代清楚。
而当我把这话转达给亚瑟爵士时，亚瑟爵士却笑著回答说：「如果《泰晤士报》不这么做，那我反倒该反思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一个手握全国最大电报网络的人，一个能在半个小时内把一条新闻送到英国任何一座城市的人，居然不要求合作报纸替自己唱赞歌。
在德意志，一个人倘若有能力让报纸闭嘴，他通常会立刻这样做。
而在伦敦，一个人明明有能力让报纸替他说话，却反而必须装作自己没有这种本事似得。
英国人的自由或许并不比德意志人的秩序更纯洁，他们把一切东西都拿到市场上出售，羊毛、煤炭、钢铁、选票、议席、报纸上的社论，甚至大臣的名誉，然而正因为一切都可以买卖，所以每一个买主又不得不维持市场本身的信用。
这就是伦敦最令我惊奇的地方。
德意志人常常把原则供奉在神坛上，然后又在神坛背后偷偷违反它。
英国人则把原则摆在柜台上，标明价格，收下钱以后反倒认真维护起柜台的体面来了。
维尔纳，我不敢说我喜欢这一切，但我必须承认，我正在被这一切吸引。
这大概就是布莱克威尔先生跟我说的「英国式的务实」吧？
维尔纳，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提这件事，但是————
我打算留在英国。
前天下午，亚瑟爵士在他的办公室里跟我聊了很久，他问我对未来的打算，我说我打算在毕业后找一份与电报相关的工作。
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亚瑟爵士听到这话什么话都没说，只是从抽屉里取出了一封推荐信给我。
离开办公室后，布莱克威尔先生告诉我，他们已经开始替我办理从哥廷根大学转入伦敦大学的手续了。
维尔纳，我亲爱的兄长，你把我送到了门口。
现在，轮到我亲手推开这扇门了。
永远感激、敬爱你的弟弟，卡尔1841年12月於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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