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6章 日月重开大宋天

往日的私人感情归私人，胡德济今日来，就是公事公办，朱重八既已认罪，便毫不拖泥带水。

    “拿下！”

    两旁如甲士立即上前，就要将朱重八捆绑起来。却听胡德济又补充了一句：

    “朱镇抚尚未经军法司会审定罪，不可羞辱。重八，穿好你的军袍。”

    待朱重八默默穿好军袍，被几名甲士“护送”着走入捧月卫的队伍中，胡德济冰冷的目光又扫向了第五营指挥使叶国瑞，喝令道：

    “抚军卫第三镇，第五营指挥使叶国瑞！”

    叶国瑞心里猛地一咯噔，瞬间面如死灰，意识到自己终究是逃不脱此劫，却是半点反抗的念头都不敢有，赶紧抛下手中的兵器，小跑着出列，来到胡德济身前，抱拳躬身，声音发干地道：

    “末……末将在！”

    胡德济面无表情，声音不带一丝感情：

    “经查，抚军卫第五营周德兴、朱文正等七名士兵，乃是通过非正式途径募入，程序违规，涉嫌私募。你身为主官，对此是否知情？可有辩解？”

    朱重八麾下两个营，第六营指挥使由捧月卫队率空降而来，朱重八便不敢在对方营中安插私人。叶国瑞虽是重八一手提拔，原本也应该拒绝这种明显违规的操作，却心甘情愿的办了。

    此刻事发，主犯朱重八都已经认罪了，叶国瑞哪里还敢辩解半分？噗通一声，重重跪倒在地，磕头如捣蒜，只是一个劲地认罪：

    “末将糊涂！末将有罪，末将愿领军法！”

    胡德济不是军法司典军，他只负责抓人不负责断案，当即大手一挥，道：

    “解除他的甲胄，一并带走！”

    话音刚落，便有军士上前，卸去叶国瑞身上的盔甲。

    周德兴、朱文正等人之前被叶国瑞绑缚，此刻自是没有人跟他们松绑，眼见朱重八和叶国瑞都被拿下，皆意识到事态严重，个个吓得面色煞白。

    胡德济早就注意到这几人，特别是面相与朱重八有几分相似的朱文正，他朝身后招了招手，唤来一人，指着已经被绑缚好的朱文正等人，道：

    “你上前仔细辨认，他们可是涉案的周德兴、朱文正……等人？”

    此人正是因抹不开个人情面，被秦双拖下水的原抚军卫第三镇第五营军法官，恨透了这几个毁了自己前程的家伙，上前一一仔细辨认，生怕漏掉一个，最后才转身，向胡德济郑重点头，道：

    “就是他们七人无疑！”

    “好！全部带走！”

    胡德济拿完主要案犯和人证，便立即下令麾下甲士集体转身，准备带队离开。

    校场上，抚军卫第三镇剩余的将士们都愣住了，本镇镇抚使和第五营指挥使都因触犯军法而被拿下了了，他们这些剩下的人，该怎么办？

    朱重八、叶国瑞、秦双等人事发被拿，属于自作自受，他们中有些军官确实知道内情，甚至参与了此事，对朱重八的乡党子侄多有照拂。

    但按照军中纪律，他们也没有渠道，更没胆量向上反映。

    眼前这架势，胡德济只管拿人不管善后，怎么看都透着不对劲，一种茫然和恐慌的情绪开始蔓延。

    不过，这些人很快就不用为自己的前程担忧了。

    胡德济刚走出营门口，便对着不远处持枪而立的常遇春抱拳行礼，道：

    “常都指挥，奉元帅钧令：抚军卫第三镇第五营，所有官兵全部打散，等待绣衣卫和军令司联合甄别后再行安排。第六营，暂由擎日卫代管整训！”

    “嘿嘿！”

    常遇春瞄了眼营中忐忑的众人，咧嘴露出一口白牙，似乎要处理一件很有意思的差事，兴奋地道：

    “小胡兄弟放心回去复命便是！有俺在，这帮崽子翻不了天！保证给收拾得服服帖帖！”

    朱重八徇私枉法，在军中安插私人一案，就其案情本身而言，其实并不复杂。

    但由于涉案人员较多，牵涉到镇、营两级军官以及多名军法官等，搜集确凿证据、交叉核实各人口供、厘清责任主次，都需要严谨细致的过程，绝非一日之功。

    石山估计，最终审结此案，至少还需要数日时间。

    红旗营如今已是一个横跨七路三行省，坐拥三十余座城池的庞大军政集团。

    在明知道石元帅极度重视法度，强调军纪军规的情况下，还敢明目张胆挑战军纪严肃性的知法犯法者，应该只是极少数。

    但在自身职权范围内，或多或少地照顾同乡、旧部、亲友等“自己人”，行些方便，这种程度或轻或重的徇私者，在各层级中定然存在，且不在少数，不论文武。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这个道理，石山岂能不知？

    他身处宗族乡土观念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又立志要改朝换代，自然不敢奢望手下文武全是毫无私心、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

    某种程度上，利用利益和人情纽带进行捆绑，也是维持团体凝聚力的一种无奈手段。

    朱重八的身份非同一般，身为镇抚使，已是高级将领，其行为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

    对此案的最终判决，必将关乎新政权的价值导向和未来风气。

    不知有多少双眼睛都在暗中盯着此案的最终结果，若草草结案，敷衍了事，不仅难以服众，更会严重损害红旗营法度的严肃性和石山的威信，后患无穷。

    不过，说到底，朱重八之案终究只是石山平定江南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此事虽然重要，却影响不到全局。

    案件的审理自有军法司典军曾兴全权负责，石山日理万机，掌控着整个势力的方向盘，不可能为了这一个案子就停下征战扩张的步伐。

    江宁虽下，但在大军再次出征前，还有很多事务亟待处理。

    首先，对于在此前一系列战事中立功的将士，其犒赏、晋职、授勋等事项必须尽快核定并颁布。

    纵然其中有极少数人可能涉及朱重八案或其他问题，需要重新核定其奖赏，但那属于具体操作层面的细枝末节，整体的叙功评赏程序绝不能因此停滞。

    唯有尽快完成军官的晋升任命，将各级编制调整到位，才能迅速以此为基础，展开新一轮的扩编和整训，将已经完成补充兵训练的江南新兵纳入红旗营体系。

    随着越来越多的江南籍将士补入军中，红旗营才能逐渐摆脱“外省客军”，乃至“江北入侵者”的身份标签，真正扎根于江南。

    未来的征战，才能更容易获得当地士绅和百姓的认同与支持，减少不必要的抵抗。

    在治政层面，刚刚完成初步甄别、得以继续留用的原集庆路各地官员，也不能原地不动，必须进行适当的跨区域调动，以避免形成新的地方盘踞势力。

    江北与江南官员的交流磨合，元帅府自身架构为适应更大统治区域而进行的调整，等等重大事项，都必须由石山亲自主持。

    这种调整，绝不是简单的“某曹主官外放去当知某州事”，或是“某江南旧官调入元帅府任某曹掾”这类一对一的人员平调。

    这是一个原本为了维持大军长期征战而成立，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区域性政治组织，逐渐向一个志在夺取天下，建立新王朝的成熟政治集团过渡的必然过程。

    这其中，必然伴随着大量典章制度的重新制定和出台，并需要逐步调整、完善中枢元帅府与地方总管府、州县之间的权责体系。

    比方说，红旗营原本只占据江北十余城时，地盘不大，事务相对简单，元帅府便能直接有效地掌控各地财政收支，虽然预核算制度还不够完善，但推行起来阻力较小，也能快速得到反馈。

    而在渡江之后，元帅府对江北的控制力必然会减弱，随着地盘快速扩张，也不可能再一竿子捅到底，不仅分出了“江北诸路总管府”，还有关系更松散，自主权更大的徐州红巾军控制区。

    这些地方的钱粮开支，当然不能就此放任不管，但若仍然要求所有开支的预算、核算全部由远在江宁的元帅府来统筹审批，显然极不现实，会严重影响工作效率。

    中枢和地方的财权该如何划分？划分之后，又该通过何种方式进行有效的审计和监督？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摸索和调整。

    好在元帅府机构逐渐完善，已经相对稳定地运转了三个年头（实际两年不到），早不是当初人员不齐、功能不全的草台班子。

    大部分日常行政事务，各司、曹就能依照章程自行处理妥当；那些需要跨部门协调、统合各方力量的事项，长史刘兴葛在得到石山授权后，基本上也能协调处理好。

    石山的主要职责是把握大方向，进行战略决策，一般的小事已经无需他事事操心。

    但他也没得清闲，这段时间，还需要抽出相当一部分精力，来应对麾下文武官员的“劝进”之声。

    朱重八被收押的次日，元帅府例行早会结束后，宣曹知事施耐庵并未随众官一同离去，而是请求“留对”，即有要事需单独面陈元帅。

    待众人退去，施耐庵随石山来到元帅官厅，整理了一下衣冠，神情肃然地开口，道：

    “元帅自江北起兵，便已奠定煌煌基业。如今又克复帝王之都，坐拥江淮三十余城，带甲十余万，声威之隆，远迈徐寿辉、张士诚等辈，实已是天下反元义士公认的领袖。

    如今……是否该更进一步，正位建国，以应天命、顺人心，从而号令四方，凝聚天下豪杰之心呢？”

    石山负手，饶有兴趣地看着施耐庵。

    这个小老头主管宣曹，负责文宣教化，最是清楚自己的抱负和步步为营的争霸战略。就算是要投机劝进，也没必要选择这个明显时机不对，且自己注定不会采纳的议题来试探。

    更何况，此类劝进之事，通常以联名上书、书面呈文的方式更为稳妥，没必要冒着被同僚猜忌的风险，赶在早会结束后申请“留对”。

    “施知事。”

    石山知道施耐庵肯定清楚自己此时绝不会称王，但他的时间很宝贵，不想绕圈子，直接问道：

    “你今日特意留下，究竟所为何事？不妨直言。”

    施耐庵却仿若没有看出石山的不耐，依旧一本正经，甚至带着几分固执地追问：

    “元帅难道真无更进一步之意？此乃军心民心所向啊。”

    石山志在天下，对自己麾下的核心文武官员，自是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坦然应道：

    “我起兵之志，便是要覆灭蒙元，重塑华夏。统率天下义士抗元之事，自不会假借他人之手，迟早要建国称制，但绝不是现在！”

    再次阐述了自己的志向，石山面露嘲讽之色，道：

    “徐寿辉、张士诚之流，才据区区数城，便迫不及待地称王称帝，或许能一时鼓舞内部人心，吸引些投机之辈，实则不过是笼络幸进之徒的手段，徒惹天下人笑，更引来元廷重点围剿，殊为不智！”

    石山的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明确指出此时称王是“徒惹天下人笑和引元廷重点围剿”的蠢事。施耐庵若还是坚持劝进，就等于把自己归入“幸进之辈”了。

    他如此爱惜名声的人物，自然不愿沾惹“幸进之辈”这等坏名声，当即改变了策略，道：

    “下官追随元帅左右，时常有幸聆听元帅教诲，深知元帅胸怀四海，包容天下，雄图大志非寻常豪杰所能及。自不会为一时虚名小利而迷失心智，更不会劝元帅行此不智之举。”

    他先捧了石山，稍稍缓解了一下尴尬的气氛，便开始引入正题，面露忧色，言语恳切地道：

    “但这世上，终究是庸人、俗人居多。他们难以识见元帅的深谋远虑，又自知能力浅薄，前程有限，便更容易急功近利，动辄因一己私心而做出蠢事，甚至铤而走险。

    此等情状，犹如暗流涌动，令人防不胜防，长此以往，恐损及红旗营根基啊。”

    石山听出了施耐庵话中有话，暗道这小老头莫非是想借劝进之名，行劝诫之实，其实是为了朱重八之事预先铺垫，以便求情？

    但这个念头刚一升起，就被他自己否定了。

    且不说朱重八一案正在审理之中，谁也不知道究竟会牵出哪些事，最终如何定罪尚是未知之数。

    而施耐庵身为元帅府中谁都不靠的淮东人，与朱重八并无半点交情，根本没有立场在此时为朱重八出头。

    将这些杂念抛之脑后，石山回到施耐庵提出的现实问题上，很快就理出了一些头绪，点头道：

    “所言甚是！人心纷杂，私欲难绝，这也是创业过程中必然面临的艰难之一。施知事既然提出此问，想来，心中定然已经有了妙策了吧？”

    “妙策不敢当！只是平日有些粗浅思考，略有所得，愿供元帅参详。”

    施耐庵嘴上说得很谦虚，脸上却不禁流露出几分好为人师的自得之色，接着道：

    “元帅进取江南，攻城略地，尚需分出不同阶段，提前制定每一步的战略。建国称制，肇基开国，如此重大的事，更是千头万绪，关乎国本，岂能一蹴而就？

    下官以为，元帅即便暂不愿称帝，也需在时机适当时，通过一些具体的行动，逐步向外透露囊括四海、开创一代新朝的雄心壮志。

    如此，既可安麾下从龙之功者的人心士气，亦可让天下有志之士知晓明主所在，望风来归。”

    “嗯！”

    石山微微颔首，表示认可。

    率先称帝的徐寿辉已被元军团团围困在蕲水，形势岌岌可危；

    张士诚迫不及待开国自称诚王，但淮南大半已被红旗营所夺，张士诚未来的发展空间已经被局限在淮东的方寸之地，即便元廷暂时无法全力南下征讨，其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

    如今天下反元势力中，无论是实际掌控的地盘、人口、军队，还是未来发展的潜力，石山都已是当之无愧的头号反王。

    在这种形势下，他并不畏惧对外适度透露称王之志——因为想藏也藏不住了。

    见石山认同了自己的观点，施耐庵受到鼓舞，继续进言道：

    “江宁乃虎踞龙蟠，王气汇聚之地。元帅志在灭元复汉，何不先从正名开始，比如，恢复江宁古都之旧称——建康？以此向天下人昭示元帅延续华夏正朔的立国之心？”

    江宁建城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金陵邑，之后历经秣陵、建业、建邺、建康、蒋州、归化、金陵、白下、江宁等名称变迁。

    但作为都城存在的，主要有建业（东吴）、建康（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江宁（南唐）三个名称。变来变去，唯一不变的，就是这些国家全是短命的割据政权。

    施耐庵显然不认可东吴和南唐两国的正统的地位，故而只提了作为六朝古都的“建康”之名。

    “不妥。”

    石山果断摇头，否定了施耐庵的建议。

    他倒是不信地名承载的气运玄学，却深知江宁这个地方的地理局限性，这个地方确实不适合作为大一统王朝的唯一都城。

    即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江宁必然会是红旗营的政治军事中心，石山也不能给天下人他偏安江南，只想割据一地的错误信号。

    “江宁之名，自南唐至今已沿用六百余年，天下人尽知。轻易变动，反易滋生不必要的纷扰。”

    恢复旧称建康的建议被元帅干脆利落地否决了，施耐庵正待再寻理由劝说，却听石山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行政构想：

    “元廷治下，南北分治痕迹明显，江南江北路级机构的行政架构、管辖地域差别极大，混乱不堪。就如这集庆路，仅辖四城；更有甚者，如广德路仅辖两城，亦称为一路！

    此等设置，叠床架屋，权责不清，极为不合理，徒增行政靡费，降低效率。”

    元政粗疏，岂止是路级机构的设置不合理？路级之上的行省划分，才是堪称离谱。

    就以江浙行省为例，其辖区竟包含了后世的江苏省南部、安徽省南部、江西省东北部、上海市全境、浙江省全境和福建省大部，一个行省，竟然囊括了后世六个省份！

    如此庞大的行政机构，近乎国中之国。

    元廷这种粗疏的管理体系，之所以没出现大规模地方割据问题，并不是因为其制度有多优越，而是因其治理能力低下，控制力弱，失之于“宽”。

    行省空有广阔地域和庞大人口，却（从大户豪强手中）收不上钱粮，连平定辖区内的叛乱都做不到，更别说拿出更多的钱粮来养兵作乱。

    石山所要建立的新政权，肯定不能延续这种粗放混乱的旧体系。更不能等到天下一统之后，再才动手改革行政体系。必须在征战天下的过程中，就逐步试验、推行新的、更合理高效的制度。

    “我欲重新划定天下行政体系。”

    石山目光深邃，语气坚定地道：

    “便从这集庆路开始——改路为府，集庆路自此更名为应天府！”

    “应天府？”

    施耐庵闻言略感疑惑，随即陷入思索。

    应天府这个行政名称最早见于北宋，治所在宋城县（后世河南商丘），后来还升格为南京应天府，是北宋东西南北四京之一。

    靖康之乱北宋灭亡后，赵构还曾在应天府登基，延续宋祚。

    将集庆路改为应天府，巧妙地暗合了红巾军起义初期“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政治口号，虽然红旗营现在的施政理念早已超越这点，却不妨碍继续“兼容”旧版本口号。

    红旗营作为红巾军的重要一支，沿用此应天府，既有历史渊源，又能衔接旧有号召力。

    北宋虽在后世评价褒贬不一，但在此时许多汉人士大夫和百姓心中，仍是华夏正朔所在，“宋”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确实能起到凝聚人心、标识“重铸华夏”的意义。

    此举，既表明了石山“重开大宋”（实为开创新朝）的决心与延续正统的姿态，又隐含了将江宁作为未来“南京”的定位。

    非常契合石山当前既要展现争霸天下、开创基业的雄心，又需要在形式上暂时保持一定低调的战略需要。

    施耐庵越想，越觉得改集庆路为应天府，远比简单地恢复一个历史旧称“建康”要高明得多，内涵更为丰富，策略上也更为灵活稳妥。

    他脸上不禁露出由衷的钦佩之色，躬身赞道：

    “元帅深谋远虑，思虑周详，如此安排，名正言顺且寓意深远！下官愚钝，不及万一！”

    ……

    PS：连续熬夜，精神有些恍惚，肩周也不舒服。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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