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2章 肇祖，玛法，统绪，阿玛

第842章  肇祖，玛法，统绪，阿玛

    郭康的这些言论，朱文奎是不太能接受的。但是他又说不过郭康，因此颇有些难受。

    而郭康则坚持认为，自己说的都是大实话。他对朱文奎说，自古以来，很多问题，如果跳出去看，都不复杂。

    明初，这些叙事的核心，就是朱元璋在想各种办法论证「我造反合理，但是你不能造反」。问题是这个论述本身就不可能成立。

    汉朝初年，朝廷也面对过这种状况。汉景帝时，黄老学派的黄生，和研究《诗经》的博士辕固生，在皇帝面前争论天命的问题。

    黄生首先论述观点，表示：「商汤、周武王并不是受命继位天子，而是弑君篡位。」辕固生便反驳说：「不是这样的。是因为当时夏桀、商纣暴虐昏乱，天下人的心都归顺商汤、周武，商汤、周武赞同天下人的心愿而诛杀桀、纣。桀、纣的百姓，不肯为他们效命，而心向汤、武，汤、武迫不得已才立为天子，这不是秉承天命又是什么？」

    黄生比喻说：「帽子虽然破旧，但是一定戴在头上；鞋虽然新，但是必定穿在脚下。

    为何要这样呢？这正是上下有别的道理。桀、纣虽然无道，但是身为君主而居上位；汤、

    武虽然圣明，却是身为臣子而居下位。君主有了过错，臣子不能直言劝谏纠正它来保持天子的尊严，反而借其有过而诛杀君主，取代他自登南面称王之位，这不是弑君篡位又是什么？」辕固生又反驳道：「如果非按你的说法来判断，那么高皇帝取代秦朝，得到天子之位，也不对吗？」

    听到这话，汉景帝连忙打断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知肉的美味；谈学问的人不谈汤、武是否受天命继位，不算愚笨。」就这样强行结束了话题。当时人认为，马的肝脏是有毒的，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这种「有毒」的问题还是直接避开比较好。按史记所说，此后学者就无人敢争辩汤、武是受天命而立，还是放逐桀纣篡夺君权，这样的问题了。

    而从事后看，史记的说法属于给汉景帝面子，因为整个汉朝，乃至之后所有朝代，都无法避免这个话题。儒生们在整个汉朝，也都非常热衷于「汤武革命」的论述，就没有停止过相关讨论。哪怕辕固生本人，也只是不再皇帝面前说了，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立场。

    而之后，「马肝」就成了一个专用指代词，形容这类怎么说都不好解释的、自相矛盾的问题。这类问题，在任何王朝，其实都是存在的。

    那么，单看汉朝这个案例的话，辕固生为何要去和黄生争辩，之后又为何我行我素不去改，也能说明很多问题。

    这场争论本身，是汉初黄老、儒学两大流派斗争的一部分。而且在著名的「马肝」争论之后，这种冲突也没有停息，反而还闹大了。当时，黄老之学的最大后台，是窦太后。

    她喜欢《老子》这本书，于是召来辕固生，问他读此书的体会。辕固生直言说：「此是家人言耳。」窦太后很是生气，说：「安得司空城旦书乎？」

    「家人」这个说法，后世解释不一。司马贞《索隐》解释为普通人，认为辕固生的意思是，《老子道德篇》都是理国理家的道理，只是「齐家」这个水平，没有「平天下」的程度，因此被辕固嘲讽，说是家人之言。《汉书》颜师古注释则认为，「家人」是僮仆、

    奴隶的意思，说的是这个理论不是给管事的人看的，而是给服从命令的人看的。

    这些说法，都有些道理，但都不好说是不是辕固生的本意，因为这里头应该还有一重影射。

    「家人」这个词，指的应该不止这个词的本来含义，同时也在指《易经》里的一卦。

    上卦是巽，下卦是离，谓之「家人」。

    需要注意的是，《易经》不止是占下作品。作为儒家经典体系的重要部分，它同样有很大的政论书籍的一面。借助各个卦象，和占下的凶吉，教育大家各种政治原理，提醒人们注意一些基本原则。而作为当时的大儒，辕固生虽然是《诗经》专业的，但对于这部经典，肯定非常熟悉。

    《家人》一卦说了什么呢？看他的内容，和各种注解，就非常直白了。周易里，《家人》之九三，就说道：「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意思是说，由于治家过分严厉，使得家里人承受不了，而怨言丛生，这样做虽然有过失，会带来麻烦，但是从长远看，最终会得到吉祥的；相反，如果不能从严治家，听凭妇人和孩子们随心所欲，嘻嘻哈哈，最终的发展结果却决不会好。

    同时，《家人》的《象传》也说：「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传》则强调：「妇子嘻嘻，失家节也。」因此，这一部分，说的就是内外有别、妇人应该关注好自己的事情，注意自己的权力范围。大家都能遵守正道，天下就安定了。而且，这应该是两汉儒生的普遍观点。后来三国时，王弼为周易作注，就总结说，「家人之义，以内为本，故先说女也」。也就是说，「家人」论述的，就是关于妇人；所讲的意思，就是妇人应该主持内部，而不是干涉外事。

    所以，这句话看起来在批判《老子》，实际上恐怕也是在影射窦太后，说她越俎代庖，不安于妇人本分，插手外部事务。

    而从窦太后的回答和后续反应看，她应该也是听懂了。她这个回答，应该也不止说儒家经典是刑徒看的书，以此和「家人」对应。而在同时，也有讽刺儒家礼法的目的。

    秦汉时期，没有司空的职位。这是上古三代的时候，才有的职务，十分久远。最早，这个职位是舜帝开始设置的，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司空就是大禹一这是个管土木、施工的官。

    城旦则是一种刑罚。在秦汉律法里，专门有「城旦舂」这个等级。男人被判处这个级别的刑罚，就要早上起来筑城，因此叫「城旦」：妇人被判处这个级别的刑罚，不参与外出劳动作为惩罚，而是春米。因此有这个合称。犯了刑罚的人，会被司法部门交给司空，由他来指挥施工，从事土木工作。  

    所以，虽然司空听起来好像还是在夸人，但「司空城旦书」这个说法，指的应该就是对各种小罪进行惩处，以及对轻罪罪犯的劳役进行管理的各种文件案牍。窦太后的意思是，儒家的经典也一样不能治国平天下，虽然话说得很大，但其实也不过是盯著各种无关紧要的事情，天天关注各种细枝末节罢了。

    后人总结这句话的意思，概括说，就是「道家以儒法为急，比之于律令也」。大意是说，道家认为儒家的治国之法，和刀笔吏手里的律令差不多，除了各种各样的细碎规矩之外、没有更为有价值的思想。

    虽然没有辕固生说的话那么隐晦，但她能听懂，而且能针对对方的攻击点，进行针锋相对地反驳，已经很不错了。毕竟，大部分高层人士的文化水平，其实都是《春秋》里齐国庆封那种一当著他的面唱《相鼠》，直白地说出「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这种话，他都听不懂，甚至感觉很乐这个水平的————

    不过，可能是因为听得懂，所以窦太后十分气愤，让辕固生进入围圈，去杀野猪。景帝知道太后发怒了，而辕固直言并无罪过，就借给他锋利的兵器。辕固生下到兽圈内，一击正中野猪心脏。只一刺，野猪便应手倒地。

    按《史记》记载，汉武帝初年的时候，辕固生就已经九十多岁了。计算一下的话，虽然整个事件里，辕固生都是一幅愣头青的样子，但一刀击杀野猪的时候，他起码得八十岁上下了。汉景帝也不可能给他个长矛大戟什么的，不知道怎么做到用短兵器一击就命中野猪心脏的————

    得知这件事，窦太后直接沉默了。之后，也没有继续追究，事情算是不了了之。汉景帝赶紧把他外放，去给清河王当太傅去了。

    汉景帝、汉武帝父子，都曾经扶持儒生，其中的目的，除了学说本身的价值，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黄老学派和窦太后关系密切。在当时，窦太后权势滔天，十分强势，因此，景帝、武帝都急需有人帮他们对抗窦太后的权威。而战斗力和战斗欲望都十分突出的汉儒，正好成了最合适的选择。

    所以，汉景帝才会频繁出场，辕固生为了跟人吵架说了「马肝」，就赶紧制止；得罪了太后，也是他来打圆场糊弄过去。不过，一直到汉武帝时期，皇帝和儒家都被窦太后牢牢压制，几次反击都以失败告终。直到窦太后寿终正寝之后，才开始新的时代。

    而这段历史，不仅是大一统政权初建时期，朝堂上经典的、不同治国理论流派之间的交锋，也给后人留下了众多话题。其中一些，甚至自始至终，都没能得到解决。

    汉高祖的例子，对于明太祖来说是一样的。在解决方式上，两个朝代倒是有所不同。

    汉朝直接不承认秦朝是正统，称之为「暴秦」，而对反秦武装，尤其是带头举义的陈胜，持肯定态度。刘邦亲自下令，确认陈胜的「王」身份，追认谥号，并且划拨三十户人家，世代守墓祭祀。他的思路主要是，秦朝残暴，没有得到过天命，因此他的反抗理所应当。

    而明朝则选择承认元朝，反而否认和批判反元的红巾军。朱元璋在文书里，一边把刘福通称为「红巾妖人」，一边坚持称呼他为「刘太保」，就是不直呼其名，都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他的思路不是论证元朝做的对不对，而是要证明，自己只是普通百姓，从未当过官，因此没有对大元效忠的义务；而且，自己也不是有意造反，只是天命主动让他上，实在是害苦了自己啊。

    郭康对此评价说，从这个角度看，明太祖确实不如汉高祖思路清晰、心思豁达啊。秦朝虽然一直被人喷，但再怎么说，人家统一天下，也比大元的形象更正面吧。不知道这是怕什么呢？

    在他看来，解决「马肝」问题，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别说家天下的时代了，就算罗马共和国时期那样，没有一个固定的君主，元老院也做不到稳定统治。几百年间，在平民的压力下，选拔元老的法令都改了好几次，元老们都换了好几茬了。又想要论证自己得天下合理，又要论证其他人得天下不合理，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再说，就算论证得很好，结果又能怎么样呢？自古以来，那些造反的百姓，乃至带头的有组织能力和学识的基层人士，有几个是单纯因为朝廷没有合法性就反了？当年司马氏取代曹氏，搞得像是抽象表演一般，十分难看，但因为曹氏对于基层军官和士兵过于狠毒，而司马氏手下反而轻一些，因此大部分人都熟视无睹，并没有反对他们篡位的动力。

    而司马氏这种得国的方式，都只有地方大员看不下去而武装反抗，没听说百姓去造反的。

    大明得天下，难道还不如司马氏正经么？

    相反，拿著大明律，给他们诵读，说「现在合法性属于大明，所以按照律令，你们都不准造反」，难道他们就直接散伙回家了？

    而且，大明的这个思路，还有个更大的危险。朱元璋一直在论述，说自己和大元关系疏离，没有怎么受过恩惠，因此更有起兵的理由。那么，如果一个和大明关系更疏离、甚至处于外藩的人造反呢？

    郭康提醒说，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朱元璋还得感恩大元，但如果有个外族，直接否认自己是中国人，因此没有对大明效忠的义务，那么，按照明朝这个神奇的合法性论述逻辑，就会发现这个外族，比朱元璋自己还有起兵的合理性了。

    到时候，人家圆上了这个漏洞，甚至还可以故意借此说，自己从未受过大明的恩惠，连道德压力都没有了一—这下好了，感情这个外族的叙事，才是完全体的大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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