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2章 战后结算捅娄子

长时间的围城和攻心战，早让江宁官民意识到城池必破，石山必将入主江宁的结局。

    守军的抵抗意志极为薄弱，当卞元亨率先攻破石城门（西城门），将红旗插上西城墙垛口的那一刻，守军的心理防线便彻底崩溃了，通济门（东城门）、聚宝门（南城门）也很快相继被攻破。

    红旗营将士发出震天般呐喊，从三个方向汹涌而入，迅速控制城中各要点。

    除了集庆路达鲁花赤达尼达思中流弹而亡，同知周允恭被溃兵挤落城墙摔断大腿外，其余文武官员早知集庆路水陆通道已被红旗营拿下，根本没有突围的想法，尽皆选择了投降保身。

    随着江宁城易主，有着二十一万六千余户，人口逼近一百一十万的集庆路正式落入了石山的囊中。

    尽管集庆路只辖有四座江宁、溧水、溧阳、句容城池，总人口却已经超过了庐州路和濠州十余座城池的人口总和（注）。

    若是算上早已拿下的太平路当涂县，以及即将继续扩张的领地，红旗营在江南所掌控的人口数量和财富规模，很快就将全面超越其江北的根基之地。

    在农业时代，有人口就意味着有粮食，有兵源，有赋税，这就是最根本的“国力”。

    因此，红旗营的工作重心自然而然地从江北转移到了更为富庶的江南。攻陷江宁城的当日，石山便下令将元帅府迁至江宁城中，以适应红旗营在江南即将快速扩张和治理的需要。

    江北那么大的基本盘，自然也不能就这么丢掉。

    为此，石山成立了“江北诸路总管府”。

    其辖区包括：庐州路全境十县（未含在徐宋手中的英山县）、安丰路三县（钟离、定远、怀远）、淮安路一县（五河）以及安庆路一县（桐城），共计十五座城池。

    他任命李武为翼元帅兼江北诸路总管府总管，许他开府建牙，赋予其相当大的自主权，统揽江北各地的军政要务，以避免大小事务均需跨越长江请示元帅府，而延误宝贵的时机。

    并任命冯国用为总管府同知，原无为州知州夏君祥为治中，协助李武管理诸般事务。

    当然，涉及扩军、重要官员任命、赋税调整等重大事务，必须先报请元帅府批准。其余重要事项，也需事后向元帅府报备。

    总之，总管府并不能总揽一切，更不能真由李武一言而决。

    这并不是石山对李武个人不够信任，而是随着红旗营地盘的逐步扩张，未来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文武大员需要独当一面。

    中枢和前线统帅的权责界限，还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反复摸索、界定和逐步完善，这是任何一个走向正规化的政权都必须经历的过程。

    除了江北诸路总管府所辖的十五城外，扬州路清流、来安、全椒、六合等四县，与江宁城隔江相望，直接关系到江宁的安全，故仍由镇朔卫都指挥使傅友德统揽防务，并归元帅府直辖。

    而对于更北面的泗州、宿州、徐州等地，名义上隶属于芝麻李的徐州红巾军诸部，石山则给予了他们更多的自主权。

    例如彭二郎所部攻占泗州治所盱眙县，就是为了自行解决其部日益严峻的粮食危机。

    对此，石山并没有过多地干涉。

    他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元帅府迁徙到江南，对徐州路的管控力度必然会进一步减弱。而红旗营在江南站稳脚跟后，徐州红巾军作为江北屏障，牵制元军主力的“历史使命”也已经基本完成。

    更重要的是，红旗营的战略重点已全面转向经营江南，在江北的战略暂时趋向于保守和防御，实在无力也无意在遥远的徐州方向投入过多的资源和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允许他们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以便灵活应对当地局面，已是必然和务实的选择。

    乱世争霸，就是如此。

    势力领袖若是没有“用人不疑”的胆略和气魄，妄想捆住所有前线文武的手脚，一点自主权都不愿意下放，那就不可能实现稳定的扩张，最终只能老老实实当个割据一方的山大王罢了。

    至于徐州红巾军诸部会不会因此而尾大不掉，甚至脱离红旗营掌控，石山对此并不是很担忧。

    ——连年的战乱，已经使得淮北地区人口锐减（其中相当一部分流民南下进入了红旗营治下），农业基础遭到严重破坏，民生凋敝。

    加上该地区地处四战之地，无险可守，无论谁占领这片区域，都无法仅凭自身力量维持长期独立的地位，必然需要依附于某一个更强大的势力才能求得生存。

    红旗营即便暂时在江北收缩力量，或许无力让徐州诸部“过得很好”，但若想让他们“过得很难受”，却是轻而易举之事。

    不管是控制粮草、贸易，还是直接军事打击，都是徐州红巾军诸部不可承受之重。石山相信殷从道、芝麻李、李喜喜、薛显等人清楚自己的处境和实力，应当不会有不切实际的非分之想。

    另一方面，为了尽快稳定江南新收复之地，石山也注重选拔任用降官及本地有才干的士人。除了之前招揽的夏煜、孙炎，他又陆续起用了陈遇、陶安、李端等人。

    李端出身于溧阳州望族，家学渊源，且自幼聪慧过人，不仅通晓经史，还精于算学，年少时便以才名闻于乡里。

    至正十年，李端通过江浙行省乡试，得以出仕，被授予江浙行省税课司大使的职务。

    他为官清廉谨慎，在任上大力推行“清丈田亩、核实业户”的政策，严厉打击地方豪强的隐田和偷逃商税行为，使其管辖区域的赋税征收成绩列为最优。

    但也正因为如此，李端触动了太多士绅豪强的利益，受到弹劾，被“发配”至集庆路，以行省税课司大使之职，仅司集庆路一路赋税。

    江宁城被围时，李端正好因省亲回到了溧阳老家。

    随后，溧阳州便被胡大海所部拔山卫围困。他亲眼目睹了红旗营军纪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意识到这支军队与元军和寻常流寇截然不同，很可能真能在江南站稳脚跟。

    胡大海攻陷溧阳后，惜才爱才，亲自登门拜访李端，向他详细介绍了红旗营的治政理念和石元帅的求贤若渴，诚邀其为石元帅效力。

    石山正急需精通财税征收的人才，得到胡大海的极力推荐后，立即召见了李端。

    李端时年三十三岁，正当年富力强之时。他基于之前在元廷任上推行“清丈田亩”所遭遇的巨大阻力，深刻认识到理清赋税积弊的极端复杂性。

    他认为红旗营刚刚立足江南，根基未稳，当以稳妥为上，不宜过早触动盘根错节的豪强士绅利益集团，因此面见石山时，并没有贸然再提全面清丈田亩之事。

    而是审慎地提出了三条在他看来更为稳妥易行，且能在不引发剧烈动荡下增加税收的建议：

    其一，改变“元廷不论田地肥瘠，一律按亩征粮”的不合理政策（此举导致拥有贫瘠薄田的农民不堪重赋而大量抛荒逃亡），建议按田亩肥瘠程度，划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别按不同的税率征税，体现相对公平。

    其二，对于遭受战乱严重破坏的地区，其赋税应予免征三年，以示休养生息。房屋被焚毁、田亩荒芜的归乡难民，官府应提供种子、耕牛和生产工具，尽力帮助他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其三，凡是因战乱或逃亡而遗弃的无主荒田，不论其原属于官田还是民田，谁开垦耕种成熟后，地权便归垦种者所有（元朝政策是荒地仍归原田主，导致百姓不愿尽力开垦），并可享受三年免征赋税的优待，以鼓励垦荒。

    这三条建议，在石山看来，其实都算不上特别高明。

    因为，类似甚至更深入的政策，他早在江北各地开始探索和施行了。

    这也从侧面说明，李端对红旗营的了解确实还不够深入，同时也印证了另一个事实：

    红旗营的治理班底经过数年磨练，已经初步成型，除了极少数天才绝艳者，普通人才已经很难提出让石山感到眼前一亮，具有突破性的治政方略了。

    但是，李端所献之策的核心目的都是在鼓励生产、与民休息，这完全符合乱世之中百姓渴望安定、恢复生产的迫切心理，有利于快速稳定社会秩序，逐步提高税基。

    尤其是后两条，针对因长期战乱导致百姓大量逃亡，土地大面积荒芜的地区（例如先前遭余阙焚毁的桐城，而生产秩序未受太大影响的集庆路则不算），

    皆立足长远，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与石山的施政理念是吻合的。

    综合考虑，石山任命李端为元帅府户曹掾，协助户曹知事李善长，共同负责江南庞大而复杂的赋税清理和征收工作（元廷在江北和江南采取两套不同的税制）。

    陈遇则是江宁本地士人，曾出任过温州路儒学教授，因目睹元廷腐败不堪，心灰意冷之下挂冠归隐，回到江宁东郊建造了一座“静诚草堂”，精研《周易》与星象之学，名声颇著。

    时人甚至私下称其为“山中宰相”。

    此人出身于江宁陈氏偏支，所献“收民心、定赋税、建典章”之策，高屋建瓴，颇得石山心意。

    但陈遇性情淡泊，为人低调，不愿公开露面任职，只答应出任不常设的元帅府博士，以备石山随时咨询献策。

    陶安是当涂籍士人，时任江宁明道书院山长，是当地文坛领袖之一。

    江宁城破后，他主动投效石山，并劝进道“蒙元无道，天下共伐之。元帅雄踞数路之地，屡败元廷大军，声威赫赫，已为天下反元义士之领袖，当进而正位，以号令四方，凝聚人心。”

    随着元廷大军四面合围徐宋政权，徐寿辉势力岌岌可危，石山事实上已经成为元廷眼中的天下头号反贼。

    以红旗营现在的体量、控制的人口和所处的“江湖地位”，就不要再幻想什么“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欺骗了，天下人都盯着你呢。

    但即便如此，石山审时度势，依然认为此时称王仍非明智之举，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且内部制度尚未完善，故而婉拒了陶安的劝进。

    不过，他仍然欣赏其人的才学和影响力，任命陶安为集庆路治中。

    ——如同对待李习一样，这种名望很高的士人本身就是一面招贤纳士的旗帜，先用起来，若确有真才实学，能妥善处理好分管的事务，未来再行擢升也不迟。

    抓住了上层（无论是“开明”士绅，还是清廉旧官），下层百姓又通过抗灾、分地等举措获得了实惠和希望，红旗营对江宁城的接收和管理工作进展得颇为顺利。

    在元帅府大部机构搬迁到位之前，就已经初步理清了诸多紧迫的民政事务，集庆路社会秩序得以迅速恢复。

    在此期间，石山还重新部署了江防和城防体系。

    江防方面，主要是下令在长江上的潜洲、燕子矶、采石矶等重要节点修建炮台，配合水师，形成交叉火力，以期彻底控制长江航道，拱卫江宁。

    城防方面，则是继续完成元廷尚未完工的工程，诸如继续修建聚宝门瓮城，修补四面城墙的墙砖，续建那些没有完工的马面（不仅可部署更多守军，未来还可作为炮台使用）。

    另外，石山还计划在西城墙外的秦淮河上新建一座坚固的石桥，既方便江宁百姓出入，也能在必要时阻碍敌军大型战舰直接驶入城墙之下。

    至于进一步大规模扩建江宁城墙，将其打造成一座永不陷落的超级堡垒，石山暂时还没有这个想法。在他看来，只要江防稳固，江宁就不会有太大威胁。

    当前财力物力有限，应该优先用于扩军和民生，不应把宝贵的钱粮，浪费在一座注定不适合作为未来大一统王朝都城的城池上（至少不适合作为唯一的都城）。

    在此期间，各镇、卫也完成了战后总结，上报了立功受奖官兵名单。

    首批近两万名江南籍补充兵即将完成基础训练，开始补入各卫各营，以应对地盘快速扩张带来的兵力分散和守备需求。

    这次扩编，主要是扩大“镇”一级的编制规模，由原本的一镇标准辖两营，扩展到根据任务需要和主官能力，可辖三营甚至最多五营。

    红旗营正值用人之际，新晋升的军官基本都会获得实缺，充实到扩编后的部队中去。

    此刻，石山的案头，便摆放着一叠由各卫、各镇主官推荐的《拟晋升军官名册》。

    随着红旗营军队规模的不断扩大，石山已经很难有精力亲自把关队率这一级基层军官的晋升了。

    他有意将这部分权限下放给各卫，并已指示军令司着手制定新的军官晋升、考核与培训条例，并在下一轮扩编时，便将采用新的管理办法。

    因此，这将石山最后一次亲自审批如此低层级的军官提拔。

    他翻阅得很认真，目光扫过一个个名字及其籍贯、功绩等信息。

    良久，石山的目光在抚军卫第三镇所呈报的名册上停了下来。他眉头微蹙，看着其中一个名字，对候在官厅内的亲卫队率邓友德道：

    “传周都指挥使过来。”

    绣衣营已经正式晋升为绣衣卫，虽然其编制员额仅有一千五百人，与其他动辄数千上万人的战卫无法相比，但毕竟级别上来了，作为都指挥使的周十二终于扬眉吐气。

    但他更知道，级别提升意味着肩上的责任更重。

    昨日他才刚从江北渡江抵达江宁述职，今日下午就被元帅突然传唤，心中不免有些打鼓，急忙跟着邓友德一路小跑赶到元帅府，闷热潮湿的天气让他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湿。

    “元帅！周十二奉命来到！”周十二稳住呼吸，抱拳行礼。

    石山刚刚批阅完所有紧急公文，正站起身活动有些酸麻的肢体，见周十二入内，便直接问道：

    “抚军卫第三镇派驻的所有军法官，你都熟悉吧？”

    绣衣卫编制本就不大，职能特殊，所有外放的军法官，都是周十二亲自挑选或严格考察过的佼佼者，并且还要定期轮换回总部述职，周十二自然都认得，甚至能说出其特点。

    但元帅突然问起这个，他顿时暗感不妙，谨慎答道：

    “回元帅，末将都认得！即便有新补充的，案卷也必定熟悉！”

    石山从桌案上拿起那份来自抚军卫的《拟晋升军官名册》，递给周十二，指向其中一页，道：

    “你亲自去查，这份名单，特别是这个名字，是怎么回事？”

    周十二心中一紧，双手接过名册，目光迅速扫过，在一连串拟晋升的队率名单中，一个人的名字被石山用朱笔清晰地圈了出来：周德兴，籍贯钟离县太平乡。

    元帅并没有明确要查什么，周十二不能就这样离开，稀里糊涂就展开调查。

    他的脑子飞速转动，很快就想到一条关键信息，抚军卫第三镇镇抚使朱重八也是钟离县太平乡人，按照军令司的分兵习惯，通常不会给某部主官分配其乡党。当即试探的问道：

    “元帅的意思是朱重八？”

    石山脸色平静，道：

    “只对事不对人。”

    周十二心里有底了，应道：

    “末将明白！”

    ……

    PS：据元史记载，至顺年间（公元1330年-1333年），庐州路户三万一千七百四十六，口二十二万九千四百五十七；安丰路（除濠州三县外，还有五县）户一万七千九百九十二，口九万七千六百一十一。归德府（行政区划与徐州路部分重叠）户二万三千三百一十七。

    而集庆路一路就有户二十一万四千五百四十八，口一百零七万二千六百九十。

    按照这个记载，红旗营在江北实际控制的二十多座城池，总人口都不到集庆路的一半。

    更夸张的是颍州红巾军的主要活动区域——汝宁府（刘福通一直没能占据汝宁府全境），共有城池十六座，在册人口却只有七千七十五户，平均每县不足五百户！

    江北、江南人口密度确实相差较大，但也没大到这么离谱的程度。

    不然的话，定远土豪缪大亨就不可能在郭子兴才闹过一场后，又拉出两万余人（即便包含大量老弱）；而能凭不足七千七十五户，变出十余万兵马的刘福通，肯定是会撒豆成兵的神仙。

    元史编撰者也知道这个数据太过离谱，才在汝宁府户籍数前加了四个字“钱粮户数”。

    这种统计上的巨大差异，源于江北、江南两种不同的纳税方式，以及元廷对地方极度衰弱的掌控力，豪强士绅大量占据隐田隐户，财税收入朝廷占一成他们占九成，自然敢动不动就跟元廷叫板。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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