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0章 革积弊需新理论

军民携手，共抗天灾，在华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并非孤例。

    战国时，孙膑就曾率领军队与高唐百姓一同应对特大旱灾，掘井开渠，共渡难关。

    洪水之患，尤甚于旱灾，其来势汹汹，瞬息万变，破坏力极大，仅靠松散自发的民力，着实难以有效应对。官府若有可能，也会调用军力抗灾。

    如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苏轼知徐州事，遭遇黄河决堤，洪水浩荡，直逼徐州城墙，水位高达二丈八尺，城内百姓惊惶失措，准备弃城逃难。

    苏轼出面安抚百姓，组织军民加固城墙，修筑东南长堤，最终成功抵御了洪水，保全了一城生灵。

    不过，苏轼身为徐州知州，肩负守土安民之责，且彼时洪水已经逼近城墙，若放任不管，待到墙倒城毁，则城中军民和官吏无一能够幸免，是不得不防。

    且他只是挽救城中军民，徐州城外已经受灾的众多乡民，却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救助因天灾而流离失所的百姓，本是江宁官府的职责，与正全力攻城的起义军没有半点关系。

    若是换成其他军队（包括官军），在攻城期间遭遇连日大雨，非但不会救灾，反而极有可能趁此“良机”，主动决堤，引洪水去冲击敌方城墙，企图水淹敌军。

    至于此举是否会淹死城池内外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在他们眼中，只要能赢得战争胜利，便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经典战例”。

    但石山志在推翻视生民如草芥的暴元，首在争取天下民心。堵住南河的决口，救助受灾百姓的意义，远胜于攻下一座城池。这是一场更为深刻的民心争夺战，其长远价值，无可估量。

    普通百姓见识有限，更稀罕雄踞七路三行省的石元帅挽起裤腿，与自己一同抬竹笼填缺口的传奇经历，这足以成为他们今后数十年津津乐道的谈资，并在口耳相传中，不断加深对红旗营的拥戴。

    应夏煜之请前来协助救灾的部分士绅，则畏惧石山扑得下身子，操弄民心的手段。这种军队与底层百姓紧密结合的恐怖力量，让他们本能地感到不安。

    而像孙炎这样有远见的真聪明人，则震撼于石元帅一声令下，便能令麾下的骄兵悍将，瞬间转化为与民共苦的抗灾勇士。

    这种如臂使指，令行禁止的恐怖组织力和号召力，恐怕也只有传说中“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岳家军可以比拟。他们至此方才深刻理解，为何红旗营能屡败元廷大军，并且越战越强。

    一支军队，一旦深深植根于百姓之中，广泛获得了民心所向的伟力，便能真正做到战无不胜。

    相比之下，看似庞大的蒙元帝国，其统治基础早已腐朽不堪，在红旗营面前如同朽木，一推即倒。纵使其再从北方调来再多军队，也无法阻挡石山携民意而一统天下的步伐。

    南河终究只是秦淮河的一条小支流，流量本就不大，决口的长度也有限。

    在石山亲自坐镇指挥下，沿河士绅在威压与感召下纷纷“踊跃”捐钱捐物，近万军民同心协力，挥汗如雨，仅用了一日时间，便成功合拢了决口，基本控制住了险情。

    但石山并没有立即返回军营，而是带着参与救灾的士绅，深入受灾最重的村落，挨家挨户走访。

    石山向灾民耐心询问损失，并亲自发放慰问粮，紧随其后的医护队则发放明矾和药材，宣讲灾后环境卫生和防疫常识。

    石元帅日理万机，放着近在咫尺的城池暂且不打，却深入泥泞的乡间走访，其意图不言自明——他要进一步收取人心，将这次抗灾的政治效应最大化。

    在场的士绅都是人精，岂能看不透这一点？但眼见红旗营攻陷江宁之势已不可逆转，以后必定要仰石山鼻息，此时不表忠心，更待何时？

    于是，众士绅慷慨承诺愿意承担起后续赈济灾民，组织乡民重建家园的社会义务，“略尽绵薄之力”。

    一些颇有诗才的士绅更是当场吟诗作赋，或颂扬石元帅爱民如子、德行感天，或赞美军民一心、共抗天灾的壮举，试图以此博得石山青睐。

    这些即兴创作的诗词，无论艺术水平高低，石山都令新任的宣曹掾夏煜一一认真记录在案。

    随后，将其刊印成册，配合红旗营日益成熟的宣传体系，在江南、江北各地广泛流传，让石元帅的“仁义”之名进一步具象化。

    这批应景之作中，也确实涌现出了一些情感真挚、艺术性较高的作品，得以流传后世。

    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号称诗书画三绝的江宁才子马琬，目睹了军民携手抗灾的宏大场面，心潮澎湃，回家后闭门谢客，耗时整整三日，潜心创作了一幅诗画合璧的长卷，以记录此等千古奇景。

    画中，石山元帅自然是核心人物，但其形象并未被过度神化，而是专注于指挥瞬间。

    夏煜、孙炎等士绅也位列其中，长衫下摆沾满了泥水，跟在石山身后，或协调物资，或参与搬运，与占画面主体的短衣赤膊抗灾军民百姓融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意外和谐的画卷。

    而画面的角落处，马琬还精心安排了两个身穿元朝紫色官袍的身影——正是兵败被俘的元廷江浙行省左丞左答纳失里，以及此前因和谈而被石山扣押的淮南行省参知政事赵琏。

    二人衣冠依旧，却面色灰败，眼神空洞，失魂落魄地立于一旁，与周围热火朝天的抗灾场景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充满了象征意味。

    在这两位元廷高官的远方，青灰色的江宁城墙在朦胧雨幕中若隐若现。仔细看去，城墙垛口之间，似乎还有另一道模糊的紫袍身影正在眺望此地。

    这并不是马琬出于艺术想象的无端添加。

    当日，元廷集庆路达鲁花赤达尼达思确实就站在江宁城墙之上，亲眼目睹了城外石山亲率军民抗灾的震撼场面。他自然能看懂红旗营抗灾背后，那种蓬勃欲出的新生政权气象。

    反观城内，人心惶惶的困境，这位蒙古贵族清晰意识到大势已去，江宁城破只是时间问题。当场“心疾”发作，被随从们慌乱地抬下城去，在城头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

    石山很快就通过斥候得知了城头的混乱，但他并没有趁机下令攻城。

    一方面，因为当时雨势未停，云梯湿滑，城墙下的土地更是泥泞不堪，不利于大型攻城器械展开和士卒攀爬，强攻城池的代价太大。

    另一方面，他深知，此次抗灾行动对守城元军心理上造成的“心灵震荡”，还需要时间进一步发酵和蔓延，让其自行瓦解斗志，效果远胜于强攻。

    两日后，雨花台大营。

    南河抢险事宜已告一段落，石山换上了一身干爽的蓝色棉布袍，终于能抽出空来，在自己的帅帐内单独接见新近前来投效的句容士子孙炎。

    帐内烛火通明，映照着两人沉静而专注的面容。

    经过抗灾前线两日的近距离接触和观察，孙炎对石山的施政理念和行事风格有了更为立体的了解。他深知机会难得，一开口便直指核心，切入石山最为关心的根本政策问题：

    “元帅，在下以为，元政之失，其首不在苛暴，而在宽纵失度，纲纪废弛！”

    蒙元是异族政权不假，但平心而论，其诸般政策还真不比有些朝代更苛暴。至少在经济政策上，要比宋时宽松很多，在元廷治下做士绅，不要太舒服。

    石山闻言，目光微凝，身体微微前倾，肃然抬手道：

    “伯融，还请细细道来。”

    孙炎深吸一口气，整理思绪，继续阐述：

    “上古之时，大禹合众部落之力，治黄河以归海，方有国家。其后历代治国，莫不讲究均赋役以安黎庶，筑城戍以御外侮，劝农桑、兴水利以弭天灾。礼法并施，德刑相辅，乃为社稷稳固之根本。”

    孙炎的这番话，自然带有很强的时代局限性，但其核心思想——即国家需要有效组织起来，汇聚内部力量应对内外挑战和自然灾难。在石山看来，却是切中要害的。

    内安黎庶，外御强敌，对抗天灾等等，都需要一个能够有效整合社会力量的国家机器。

    否则，疆域再辽阔，内部一盘散沙，成天忙于内耗，任何大事都做不成。

    石山之所以决心触动士绅阶层的特权，走更为艰难的统一之路，并非出于对士绅的偏见，而是出于统合全国之力，应对未来更大挑战的战略需要。

    他当即点头表示认可，并引申道：

    “合众之力，方成强国。我近日看《战国策》诸雄变法，其主旨皆在革除分封建制导致的国力分散，加强中央集权，富国强兵。

    其中，秦国商鞅变法最为彻底，方能有效统合偏僻边地之力，横扫六合，一统天下。”

    孙炎虽然思想相对开明，主张“礼法并施，德刑相辅”，并不完全拘泥于儒家德治单一套路，但终究深受传统影响，讲究礼法秩序与民本思想。

    他见石山提起以严苛著称的秦国变法，心中不免一紧，担心石元帅过于看重效率和集权，而走入严刑峻法、刻薄寡恩的邪路，忙提醒道：

    “《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秦虽借变法一统天下，然其政严苛少恩，视民如工具，终究根基不稳，二世而亡，此乃前车之鉴，不可不察啊！”

    石山自然清楚秦朝速亡的深刻教训，他虽强调集权和效率，却对商鞅、韩非子那套极端的“驭民五术”（“弱民、贫民、疲民、辱民、愚民”）嗤之以鼻。

    但这事没必要详细解释，孙炎日后自然会从红旗营的实际施政中看出二者的区别。

    “伯融所虑甚是！”

    石山摆出虚心受教的姿态，道：

    “我红旗营最重稳固根基，定不会效仿秦之暴政。这一点，你大可放心。”

    孙炎也意识到刚才有些反应过激了，石元帅自起兵以来，最重民生疾苦，军纪严明，所过之处秋毫无犯，又如何会重蹈秦朝覆辙？

    想来是自己急于表现，又害怕将来担上“引导主君误入歧途”的骂名，才失了分寸。他连忙收敛心神，顺势捧了一句：

    “元帅以苍生为念，实乃天下万民之福。”

    缓和了一下气氛后，孙炎便将话题拉回，继续深入阐述自己的观点，道：

    “东汉明帝时期，王景主持治理黄河、汴渠，修筑千里河堤，竟使黄河此后近千年无大改道，堪称奇迹。反观当今蒙元，其疆域之广袤，人口之众多，都远胜东汉，其国力本应远超汉世。

    然其治理黄河，非但未能惠民，反而致天下汹汹。”

    说到这里，孙炎稍作停顿，观察了石山的反应，才抛出自己的核心结论：

    “蒙元以异族入主中原，歧视我汉家儿郎，固然是天下大乱的重要诱因，却非最根本症结。蒙元立国已六十余载，在其治理黄河之前，境内虽常有小规模叛乱，论数量和强度却未超出历朝同期。

    其空有万里疆域和亿万百姓，而朝廷权威不振，号令不行于地方，豪强坐大，国力衰微，无法有效统合举国之力办大事，此‘国力虚耗’与‘组织无能’之弊，方是动摇其国本的根源！”

    说完这番“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孙炎不禁有些紧张地看着石山，手心微微冒汗。

    他这是兵行险着。毕竟，红旗营高举“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帜，民族矛盾是最鲜明，最直接的号召。

    孙炎此刻却试图论证蒙元大乱的根本原因并非简单的“异族统治”，而是其国家治理能力的系统性失败，这无异于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反元起义的民族正义性，冒着不小的风险。

    不过，他敢这么说，也是基于对石山过往施政方针的深入研究。

    他敏锐察觉到石元帅的关注点，似乎更侧重于社会阶层的斗争（如抑制豪强、均平赋役），以及对国家整体组织力和资源调配能力的重塑，其思考深度似乎超越了单纯的蒙汉斗争范畴。

    孙炎赌的就是石山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论，来指导未来的政权建设，而不仅仅满足驱逐胡虏。

    没办法，谁叫他既无功名，又有残疾，而石元帅根基已固，早有成熟的治政班底，若不剑走偏锋，只靠“得士绅而得天下”之类的老套说辞，如何能博得元帅的信重？

    其实，从孙炎说出“元政之失，首在宽纵”这句话，石山就大致把握住了他想表达的方向。

    而这，也确实是石山想要的理论。革除元朝积弊，建设一个新政权，不能只靠煽动民族对立情绪和反复兴大狱，必须有更清晰、更深刻的指导思想来支撑系统的社会改革。

    虽然红旗营尚未建国，不宜现在就公然提出“元政失于宽纵”这等可能会吓跑许多中间派甚至自己阵营内部分人的“暴论”。

    但孙炎能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还敢冒着被天下士绅口诛笔伐的风险向自己进言，这份见识和勇气，在石山看来已是极为难能可贵。

    “说得好！鞭辟入里！”

    石山眼中露出赞赏之色，颔首赞道：

    “伯融此言，深得我心。国家财赋，取之于民，用之于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事务。国防戍边、朝廷运转、赈济灾荒、兴修水利、创办学校、修筑道路、普及医疗等等，无不需要强大的财力物力支撑。

    欲办好这些大事，就必须革除蒙元这种号令不行、纲纪废弛、豪强分割国力的弊病！

    伯融既见于此，对于未来施政，可有更为具体的方略构思？”

    “公共事务”这个词虽略显新颖，但其含义不难理解。在孙炎的传统观念里，政权的首要任务自然是维系自身的存在，公共事务更多是维稳基础上的顺带之举，或者说是妆点“仁政”的体现。

    就如同士绅理论上也有关心乡梓，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责任，但其前提是维护其自身的超然地位和社会结构稳定。不过，这种大实话此刻自然不能宣之于口。

    他略一思索，答道：

    “在下以为，元帅当前正处于夺取天下的关键时期，一切策略自当以争取人心为要。蒙元近年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间实则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红旗营所到之处，推行‘正税免捐’，此举有力减轻了士绅与百姓的负担，大得人心。若能持之以恒，假以时日，收取天下民心并非难事。”

    天下大乱之际，生存与安全是百姓的第一需求。红旗营不仅能提供乱世中最宝贵的秩序和安全，还能适当减轻赋税负担，自然能赢得广泛拥护。

    石山见孙炎献策虽然比较激进，具体施政建议上却显得稳重而务实，心中更加欣喜，肯定道：

    “这是自然！‘正税免捐’，安抚百姓，乃红旗营既定之策，绝不会动摇，必当坚持下去！”

    孙炎毕竟没有从政经验，对于如何具体治理国家，所能给出的建议相对还是比较空泛。

    但他深知士绅阶层之所以难以治理，在于其掌握了土地财富、人力（依附宗族的大量平民）和话语权（文化权威）这三大优势。

    后两者因涉及宗族根基，短期内难以触动，但从土地财富入手，清理多年积累的田赋积弊，不仅符合历代“依法治赋”的旧制，也能快速见效，彰显新政权的权威。他接着建议道：

    “蒙元吏治败坏，地方官绅勾结，豪强大多隐田转税，使小民不堪重负。若能下大决心清理隐田，均平赋役，必能做到‘民不增赋而国用足’。只是，”

    他话锋一转，强调其中的难点，道：

    “办理此事，首重人才。须有精通钱粮刑名、熟知地方情弊且敢得罪人的得力干吏去推行，否则善政也会搁置、歪曲，动辄激起民变。当选一二试点，谨慎行之，待取得成效后，再徐徐图之。”

    红旗营在江北，其实已经进行过清理隐田的尝试。

    如冯国用出任怀远县令时，就曾以旧有田亩黄册和丁口簿毁于战火为由，宣布免费为田主更换盖有新朝官印的地契，借此机会重新登记土地，清查隐匿田产。

    但实践表明，效果并不理想，地方上的阻力重重，手段也更加隐蔽化。

    孙炎强调需要“能吏”的观点，确实切中要害。没有坚定、精明且得到充分授权的执行者，任何良好的土地政策在基层都可能变形走样，甚至适得其反。

    这也正是石山心中虽有诸多土地制度改革的构想，却不敢贸然推行的原因之一。

    “伯融此言老成谋国，我定谨记于心。”

    谈完眼前的策略，孙炎又将目光投向红旗营未来建国之后的大政方针。

    他终究是生活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思维并未局限于土地上，而是考虑到了更广阔的财政来源。犹豫了片刻，孙炎谨慎地提出了另一个思路：

    “历代为解决国用不足的难题，除了直接在田赋口赋上做文章，便是实行‘官山海’之策。各代具体内容或有增减，但整体趋势是官府专营的品类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

    元帅未来若从此处入手，深挖潜力，或可开辟财源，减轻对田赋的过度依赖。”

    “官山海”又称“管山海”，简单来说就是主张由国家来控制和管理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特别是对盐、铁等重要物资实行国家专卖（官营）或征收重税，以此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

    随着历代王朝从“官山海”政策中尝到甜头，官营产业的范围不断扩大，从盐、铁逐步扩展到酒、醋、茶、砚乃至海外贸易等多个有利可图的行业。

    到最后，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哪一行赚钱，朝廷就要插手哪一行”的趋势。

    即便到了石山穿越之前，这种国家控制关键经济命脉的思想仍以各种形式存在，足见其有其历史合理性和生命力。

    可如果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过度依赖于“官山海”这类垄断性官营经济，就有些畸形了，容易抑制经济活力，导致官商勾结、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从长远看，并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毫无疑问，“官山海”是财政来源的重要方面，也是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后世都还在用，石山没道理不用，甚至随着新政权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官山海”范围还会进一步扩大。

    但眼下这种效率低下的盲目铺摊子，只靠垄断才能赚钱的经营理念，必须加以改变。他沉吟片刻，道：

    “‘官山海’之政，确是国家财用之一。但其利与弊，都比较明显。我红旗营尚未立国，此策言之过早，待我再好好考察一番。”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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