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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4章 中流砥柱将上线


合肥,元帅府

    “元帅,秦从德这次带来了朝廷的正式官诰。”

    礼曹知事郭宗礼侍立在下首,小心汇报了元廷使者的来意,却见石元帅只是笔尖稍顿,旋即又继续书写,仿佛听到的只是寻常汇报。郭宗礼担心石山不悦,不敢再卖关子,赶紧说出关键信息:

    “朝廷计划授予元帅……庐州路总管,兼淮南义兵都元帅之职。”

    庐州路总管之职,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石山对红旗营目前核心控制区的管辖权;

    而“淮南义兵都元帅”这个名号的弹性就更大了,其职权范围甚至可以模糊地覆盖到濠州、滁州、六合等已经被红旗营实际掌控的区域。

    反正,石山也同意元廷派文官来治理。

    只要石山接旨,元廷就可以对外宣称官军已经收复了这些地方。

    当然,只凭这份官诰,还是管不到徐州路——即使是淮南行省,也无力管辖淮北之地。

    石山正在签批户曹上报的流民“混垦”计划落实报告,听到郭宗礼的话,下笔并未停顿,在他的眼里,朝廷给自己的官诰,显然不如眼前关乎数万人生计的报告重要,只是随口问道:

    “你觉得,这一次,我们该如何打发走这位秦左丞?”

    红旗营与元廷——更准确地说是与元廷淮南行省之间的“和谈”,已经进行到了第四个回合。

    郭宗礼作为主要经办人,心境也从最初面对朝廷天使时的忐忑不安,到中间阶段为红旗营能迫使对方一次次让步而自豪,再到忐忑,甚至恐惧。

    眼看元廷此番开出的价码如此之高,甚至派出了正二品的淮南行省左丞秦从德亲自前来宣旨,这在外交规格上,已是极大的“诚意”。

    至少,自天下大乱以来,还未有哪一路“反王”,能受到元廷如此“高规格”的招安待遇。

    元廷使团已然抵达合肥,就等待石山拜见领旨。

    再施展“拖字诀”,最多也就拖个一天半日,总不能真将秦左丞也像软禁赵参政那样扣起来吧?可若是拒不接旨,会不会彻底触怒秦从德,从而刺激元廷中枢,引来不顾一切代价的雷霆震怒?

    虽然理智上判断眼下淮南行省根本无力两线作战,但元廷又不是淮南行省,元廷这一次给足了诚意,石山却不识好歹,郭宗礼不敢想那个后果。

    他骨子里终究还是个传统的文人,做不到石山那般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沉静。

    真正面临这等可能决定红旗营,乃至自己身家性命的重大抉择时,他才深切体会到为何古来文士常被诟病“多谋而少断”。

    巨大的压力下,他只觉得喉咙一阵发干,声音都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属下以——以为,元帅今日最好还是屈尊,见一见秦左丞。无论如何,总需要当面给个交代。”

    与元廷虚与委蛇,以争取宝贵的备战时间,这是红旗营众文武早已讨论通过的既定方略。

    郭宗礼不敢直接劝石山接旨——那违背根本原则;但他更没胆量说出“驱逐秦从德”这般决绝的建议。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最稳妥的方式——将最终决策的皮球,踢还给石山。

    但他的言语中,分明还是流露出希望稳妥行事的倾向。

    石山终于停下了笔,抬头看着郭宗礼那张写满了紧张、犹豫,还有些惶恐的脸,眼神中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失望,道:

    “秦从德我就不见了,你告诉他,这个官职还是太小,我不满意。”

    “可——”

    郭宗礼想要再劝石山,才张嘴就迎上了元帅冰冷的眼神,赶紧将即将出嘴的话咽下,改口道:

    “属下遵命!”

    郭宗礼的才能在于处理繁琐事务和礼仪交涉,但在这种需要巨大魄力和战略定力的关键时刻,他的局限性就暴露无遗。石山不想郭宗礼在秦从德面前失了分寸,补充道:

    “他若是发怒,你便告诉他,偰平章若无法向元廷交代,红旗营可以陪他们打!”

    目送心神不宁的郭宗礼离开,石山暗自摇头。

    组织的战略制定得再好,终究需要具体的人来执行。而个人的立场、胆识、眼光和性格不同,面对相同的局面,必然会做出不同的判断,露出不同的破绽。

    就像此次与淮南行省的漫长博弈,原本在高层内部已经达成统一意见,可随着时间推移,对方条件不断加码,外部形势变化,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有郭宗礼这般因对方不断加码而心生动摇,惧怕后果的;也有施耐庵那般疑心石山是否假戏真做,真想接受招安,而一再上书痛陈利害,苦口劝谏的。

    就连军中,也有部分将领对于一直“谈和”而感到困惑和焦躁。

    组织结构相对严密的红旗营内部尚且如此,内斗不休的元廷,又怎么可能真正做到上下一心,应对得当?

    对于远在大都的元廷中枢而言,不管是他石山,还是刚刚起事的张士诚,都是必须剿灭的逆贼。最好的结局自然是这两伙贼人自相残杀,朝廷再出来收拾残局,坐收渔利。

    可对于直面石山、张士诚兵锋的淮南行省官员来说,却要面临极为现实和残酷的选择:

    是先不惜代价稳住西线更加强大的石山,集中力量扑灭东面威胁漕运和盐场命脉的张士诚?

    还是为了维护朝廷早已不复存在的体面,不顾自身岌岌可危的现实,强行两线作战,然后在极短的时间内被红旗营推至城下,以身报国?

    现在,战与和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红旗营手中,而不在内外皆虚的淮南行省。

    偰哲笃、秦从德等人只要脑子还稍微清醒,懂得权衡利弊,就不会在这个时候选择与红旗营再启战端而自取灭亡。

    他们在宣旨的最终时刻,换下一直与红旗营接洽的赵琏,派官职更高的秦从德来,本身就是一种无计可施下的妥协,试图通过“给足面子”,换取石山顺利接旨。

    而红旗营这边,经过这段时间的休整,不仅成功安置消化了数万流民,更利用冬季农闲,组织人力完成了大批疏通沟渠、开挖堰塘的小型水利工程,为来年农业生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一系列的备战任务也完成了大半。

    首先便是调整了部分驻军,并修筑、完善了外围寨堡、烽燧防御体系。元军若再想像以前那样,派出几百人的小股部队就敢孤军深入肆意破坏,必将付出惨重代价。

    其次,则是再次调整优化了军队编制。

    新增设威武卫,王弼为都指挥使,编制员额五千人。

    其余各卫,也根据其驻防任务和战略方向的不同,兵力各有增加。

    石山还将原本属于临时指派的“镇抚使”一职改为常设,置于都指挥使与指挥使之间,以解决原先指挥层级跨度过大,不够灵活的问题。

    常遇春、龚午、李武、胡大海、傅友德、邵荣等骁将,也因历次战事中累积的显赫军功,其荣衔由“都尉”晋升为“将军”,与吴六斤、孙逊等人暂时拉开了差距。

    当然,石山心中清楚,眼下这个编制也只权宜之计。一旦渡江作战取得胜利,地盘成倍扩充,面临的统军形势和作战任务将发生剧烈变化,军队编制势必还要做出新调整。

    乱世之中白手起家便是如此,形势瞬息万变,军队的组织形态也必须随之不断调整优化,大业未成之前,本就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固定编制。

    现在的每一步调整,都是为了下一步更大的发展做准备。

    红旗营利用和谈修整期,稳步扩军备战,对面的淮南元军同样也没闲着。

    扬州路、高邮府、淮安路三地兵马频繁调动,原本部署在西部针对红旗营的防线被大幅抽空,精锐力量纷纷被调往东面,试图构筑针对泰州张士诚的包围圈。

    据说张士诚占据泰州后,便大肆招兵买马,对外宣称拥兵万余。

    这其中自然有极大的水分,最基础的兵器甲胄短缺问题,就不是占据一个泰州城所能解决的。他的队伍里,充斥着大量刚放下锄头的农民和盐丁,训练和装备都远不能和红旗营相比。

    不过,淮南行省仓促组织的第一次反扑行动,却在泰州城下遭遇惨败,损兵近三千。

    这一败绩,从侧面证明了张士诚所部并非全是乌合之众,其骨干力量颇有战斗力,而且张士诚本人也具备一定的军事指挥能力。

    而元军“送来”的这批装备辎重,也极大缓解了张士诚部兵甲稀缺的窘境。

    双方当前的态势是:淮南元军虽再遭败绩,但凭借兵力优势,以兴化、高邮、江都、泰兴、通州五城为支点,勉强形成了一个针对泰州的半包围圈,试图将张士诚锁死在泰州一隅。

    张士诚则命其弟张士德统率偏师东进,攻克如皋县,并顺势控制了马塘场、掘港场、丰利场、拼茶场、角斜场、富安场等六大盐场,获得了大量的钱粮和丁口,初步稳定了形势。

    如此一来,加上起兵时就被张士诚破坏的白驹场、丁溪场、东台场、梁垛场、安丰场,扬州路辖下盐场已大半落入张士诚之手或陷入瘫痪,剩下的少数盐场也时常遭受袭扰,难以正常生产。

    淮南行省赖以维持统治的后备钱粮及兵员来源急剧萎缩,财政状况更加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淮南元军最终能侥幸扑灭张士诚,自身也必是元气大伤,短时间内根本无力再对红旗营发动大规模进攻,更遑论两线作战了。

    他们现在最迫切的需求,就是稳住石山,千万不能与红旗营爆发冲突。

    果然,当郭宗礼惴惴不安地前往馆驿,拜见秦从德,并委婉地转达了石山拒绝接受官诰的态度后,预想中的雷霆震怒并未发生。

    元廷淮南左丞秦从德的脸色瞬间黑得如同锅底,握着茶盏的手指因用力而发白,眼中怒意勃发,胸膛起伏,显然气得不轻。

    厅堂内的气氛仿佛降到了冰点,郭宗礼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但最终,秦从德只是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不痛不痒的场面话——“郭知事,请转告石元帅,切莫自误!朝廷天恩浩荡,非是尔等可以轻辱!”。

    随即,秦从德便猛地起身,拂袖而去,带着随从,灰溜溜地迅速离开了合肥城,连预备好的招待宴席都未曾享用。

    他来时声势不小,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石山已经接受朝廷招安,去时却格外仓促和狼狈。

    石山既然拒不接旨,那多留无益,甚至可能有危险,尽快回到扬州商议下一步对策才是正经。

    不过,和谈也没有完全破裂,石山之前还不是嫌官小,不照样停战了这么长时间么?只能寄希望朝廷发大军南下之前,还能继续稳住此贼。

    其实,淮南行省当下也并非全是令人颓丧的坏消息。在偰哲笃、秦从德等人几乎要遗忘的一个角落里,淮南行省尚有一支规模不大,却依旧顽强作战的生力军。

    庐州路西南方,安庆路总管余阙正准备展开一场新的军事行动。

    余阙先祖为唐兀人(党项族一部),因其父沙喇藏卜在庐州为官时生下他,余阙成长于合肥,受汉文化浸润极深,精通经史,文武双全。

    元统元年(1333年),余阙高中殿试一甲第二名,官至浙东廉访司佥事,后因其母去世,按制丁忧弃官,归乡守孝。

    今年上半年,徐寿辉部将项普略等人攻陷武昌府,江南震动,各地白莲教徒纷纷响应。项普略在与安庆路仅一江之隔的江州举事,并一举攻陷其治所德化,徐宋政权声势一时无两。

    而在庐州路活动的白莲教义军“彭祖家”,却在与左武、董抟霄、周昶等部元军反复拉锯中消耗了元气,迟迟不能打开局面,又遭遇左君弼献城引红旗营南下,处境更是艰难。

    “彭祖家”领袖彭莹玉审时度势,决意放弃争夺庐州,投效势头更盛的徐寿辉。

    此后,彭莹玉部挥师西进,先取铜陵,再破池州,“彭祖家”声势复振。彭莹玉便亲率大军重返长江北岸,围攻安庆路治所怀宁县。

    当时怀宁形势岌岌可危,城外义军营寨相连,旌旗蔽日,鼓噪之声震天动地;城内人心惶惶,一些官员已然绝望,开始醉生梦死,等待末日降临。

    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脱忽儿不花仓促之下,起用余阙,任命其权淮西宣慰副使、都元帅府佥事,分兵镇守安庆路。

    余阙临危受命,到任时,怀宁城已被“彭祖家”大军围得水泄不通,他只能冒险从小路潜入城中。

    入城后,余阙展现出了非凡的魄力和手腕:

    首先果断开仓赈济饥民,借机募集其中青壮编练成军,既消除了饥民可能作乱或成为城外义军内应的隐患,又补充了守城兵力;

    随即大力整顿吏治,雷厉风行地严惩贪腐,以雷霆手段斩杀了两个民怨极大的官吏,迅速稳定了城中人心,凝聚了士气。

    稳住阵脚后,余阙深知久守必失,须以攻代守,乃精选士卒,并趁夜亲自统兵出城,突袭“彭祖家”大军。

    “彭祖家”部队自离开庐州路后连战连捷,士气正骄,又因急速扩充,整训不足,组织结构非常松散,猝不及防之下,被余阙这支奇兵打得大败,重要据点双港寨被攻破,囤积的粮草被焚毁一空。

    彭莹玉遭此重创,军心不稳,仓促率主力撤回长江南岸,甚至来不及接应正在攻打怀宁西北面潜山县的弟子赵普胜。

    此后,项普略率军东征,邀请“彭祖家”大军助战,彭莹玉便留下李普胜镇守池州,自己则亲率部分兵马南下,转战江西、江浙等地。

    而余阙虽然一战解了怀宁之围,声威大振,但赵普胜随后便攻陷了潜山县城,安庆路仍面临赵普胜据潜山、李普胜据池州,南北夹击的不利局面,形势依旧不容乐观。

    余阙深知己方兵力不足,新募之军亦需时间锤炼,并未急于求成。

    他首先着力加固怀宁城防,深挖壕沟,增修敌台,操练士卒,教授战阵之法,防备“彭祖家”大军去而复返。他还不断派出小股精锐人马,持续袭扰赵普胜所部,使其不能安稳立足。

    一个月后,待军队初步完成整训,余阙便亲率主力出城,围攻潜山。

    赵普胜虽勇猛善战,但所部多为新附之众,战力不整,加之粮草不继,军心浮动,经数日激战,最终还是不敌余阙,率残部退往安庆路东北角的桐城县,攻陷此城据守。

    连番大战,安庆路钱粮消耗极大,加之之前“彭祖家”大军围攻怀宁时,四处裹挟青壮、抢夺粮草,境内农业生产遭受了毁灭性破坏,田野荒芜,村落萧条,民生凋敝,亟待恢复。

    且彼时石山正率红旗营大举进攻庐州路,随时可能顺势攻入安庆路境内。

    余阙不敢有丝毫大意,只能放任赵普胜残部休整恢复,先稳定安庆路其他各州县。

    他将参与反叛的乱民集中起来,在怀宁和潜山一带实行军屯,首先稳固根本,积攒粮草;同时构筑烽燧、寨堡防御体系,既防范红旗营可能的西进,也防备赵普胜部从桐城再次南下破坏。

    待到秋粮入库,农事稍闲,余阙又立即组织各屯堡乡勇进行军事训练,演武操练,替换部分怀宁守军,腾出更多的核心机动兵力。

    如今,经过数月的苦心经营,万事初步备齐,余阙终于再次点齐大军,誓师出征,剑指桐城。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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