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3章 革积弊屠刀须利
Ps:本章是过度章节，以周昶的视角，解读红旗营新政的美好前景和可能遭遇的巨大阻力，以及石山的破局之策。本应该写一个大章，但肩周炎发作，头晕想吐，实在码不动。而且这类内容也不怎么讨喜，就只码了5000字，请谨慎订阅。
……
持续多日的阴雨散去，天空澄澈如洗，碧蓝得没有一丝杂质，气温也快速回升，蒸腾起地面残留的水汽，空气变得粘稠而闷热。
周昶回到自家宅院，官袍已被汗水浸透，紧贴在身上，勾勒出微微佝偻的背脊。他今日随石元帅奔波于杭埠河西岸的白马岭，为勘察未来卫城的选址忙碌了一整天。
庐江县土地肥沃，水利条件良好，黄陂湖西北更是农垦宝地，正是靠着其稳定的粮食产量，庐江才能筑营寨练兵马，接连打退“彭祖家”的进攻。
石山想要把庐江变成后方产粮基地，除了在此驻守重兵，还得进一步完善城防，重新修筑城池自不必说，还要利用大别山余脉的白马岭修筑卫城，防备元军由长江经杭埠河突入庐江以北。
卫城选址关乎庐江未来的防御格局，石元帅亲临，问询极细，周昶纵然熟悉本地水文地势，也需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不敢有丝毫懈怠。回到家，精神一松，只觉得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
“父亲，您回来了。”
长子周耽早已候在厅前，见父亲一脸倦容，忙上前搀扶，同时递上一件干净的素色长衫。
“嗯。”
周昶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任由儿子替他解开官袍，趁着为父亲更衣的空档，周耽脸上带着几分焦虑，小心翼翼地开口：
“父亲，东门李氏，被查抄了。”
“知道了。”
周昶仿佛在谈论一件与己无关的琐事，自己抖开长衫披上，系好衣带，才转过身，目光掠过儿子不安的脸，补充道：
“石元帅今日在白马岭，就已告知为父了。”
周昶的平静让周耽更加着急，他上前一步，声音不由自主地拔高，道：
“可是，父亲！李氏是茹娘的表亲啊！”
茹娘是周耽的正妻，李氏遭难，妻子在家中已哭成了泪人，忧惧不已，这份姻亲关系带来的压力，实实在在压在了周耽肩上，由不得他不急。
周昶换好衣衫，走到桌边，端起早已备好的凉茶，仰头一饮而尽。冰凉的茶水滑过干渴的喉咙，却浇不灭心头那股无名烦躁。
随即，周昶又给自己倒了一盏，坐下，小啜了一口，这才抬眼看向长子，眼神里带着审视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语气平淡地道：
“那又如何？侵吞西圩良田，逼得柳氏三娘悬梁自尽的，难道不是他李氏子弟？铁证如山，人证物证俱在，石元帅岂是滥杀无辜之人？”
周耽被问得一滞，脸上却依旧是不以为然的神色，嘴唇翕动，似乎还想再为李氏辩解几句。
看着长子这副懵懂又固执的模样，周昶心头涌起一股浓重的无力感，夹杂着深深的愧疚。
发妻去得早，自己这些年又一心功名仕途，对长子的教导实在疏忽了，才养得他文不成武不就，遇事只知钻营关系，不识时务，更看不清这翻天覆地的大势。
“茹娘当李家是表亲？李家往日仗着有蒙古主子撑腰，何曾将我们周家这门拐弯抹角的亲戚放在眼里？他们风光时，没少给你老子摆脸色，为父一世清名都差点被他李家毁了。
如今落了难，才想起还有我们这门亲戚可以攀扯？晚了！”
这番话，既是解释，也是发泄，道尽了旧日官场人情冷暖的辛酸。
周耽见父亲对李氏成见已深，知道再提姻亲无用，眼珠一转，换了个更“高明”也更危险的说辞。
“父亲，他们今日能对付李氏，焉知明日不能对付方氏、王氏？父亲您如今在庐江，若是连姻亲故旧都保不住，长此以往，谁还肯依附我们周家？您在这庐江的根基，岂不是——”
“混账！”
周昶积压了数日的郁气，如同火星溅入了油桶，轰然引爆，猛地一拍桌子，震得茶盏乱跳，随即抄起自己面前那只粗瓷茶盏，用尽全身力气，狠狠砸向周耽。
哐当！
一声脆响！茶盏不偏不倚，正中周耽的额头。
茶水混着碎裂的瓷片飞溅开来，周耽“嗷”一声惨叫，额头瞬间传来火辣辣的剧痛，温热的液体顺着眉骨流下，不知是茶水还是血水，模糊了他的视线。
更深的恐惧来自于父亲那从未见过的暴怒眼神，对老父多年积威的畏惧瞬间压倒了一切，他顾不得疼痛，“噗通”一声重重跪倒在地，身体筛糠般抖动着，声音带着哭腔。
“儿…儿失言！请父亲责罚！”
周昶胸中的怒火瞬间泄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心疼和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凉。他今日确实太过失态了，这非他本性。深吸一口气，强压下翻腾的情绪。
“痴儿啊！这改朝换代天翻地覆的大动荡，你还当是承平年景里官场上那些互相倾轧的小把戏吗？你那些‘姻亲故旧’‘根基人脉’的念头，放在今日，就是取死之道！”
周昶见年已三旬的长子跪在地上，眼神里依旧带着茫然和未褪的恐惧，显然并未真正理解他话中的份量。知道不能再心软，必须把话彻底说透，语气陡然变得严厉起来。
“为父能养你半生，却管不了你一世。庐江，已经变天了！你若不想为我周家招来灭门绝户之祸，从今日起，就给我老老实实闭门读书，若敢再打着老夫旗号结交攀扯，休怪家法无情！”
周昶今日这通雷霆之怒，其实早有预兆，只是周耽资质鲁钝，未曾留心父亲这些日子眉宇间日益深重的阴郁与疲惫。
献城投降那日，石山确实当众承诺，仍以周昶为“县令”。
县令和县尹一字之别，头顶上少了一个指手画脚不干正事的达鲁花赤，成了这庐江县名副其实的行政长官，本应该是件高兴的事。
但周昶却比任何人都清楚，献城之后，他在庐江一呼百应的日子结束了。
兵权自不必说。庐江原本有常备军近两千，一旦遭遇强敌，凭借周昶的威望，还能迅速动员数倍于此的乡勇，军政一体，皆操于他手。
乡勇已被石山以“有误农时”为由发放钱粮，就地遣散。常备军则统一接受红旗营的整编，整编后军事长官也是石山的心腹将领。县令若无元帅府军令，连军营都不得擅入，更遑论过问军事。
军政分离，本是新朝鼎革中央集权的题中应有之义，如他周昶这般军政一把抓，形成事实上的地方割据，本就是元廷对地方失控的畸形产物。
稍有见识的雄主，都绝不可能允许这种滋生军阀的土壤继续存在。被剥夺军权，周昶虽有些失落，却也有心理准备。
真正让他感到不适甚至隐隐不安的，是石山在民政上推行的那些大刀阔斧的变革。
红旗营以“正税免捐”为口号，一举废除了由地方官府自行征收的各种“杂捐”“常例”。此举大快民心，却也让地方官府的运行状态跟着剧烈变化。
最直接的冲击便是：没了这些“小金库”的灰色收入，以往那些由地方自行处理的迎来送往、吃喝接待，一下子变得捉襟见肘，难以维系。
更关键的是，维持官府正常运转的日常公务开支——小到笔墨纸砚、灯油炭火，大到修桥补路、赈灾济贫——都需要先做预算，层层上报至元帅府户曹审批拨款。
事办完了，每一笔开销还得有账目凭证，等着户曹派来的算吏来核算对账。
为了保障这套制度运行，元帅府必然要维持一支专业队伍，这又增加了行政开支。元帅府不可能凭空变出钱，这些财政负担，最终还是要转嫁到地方。
石山并非不体恤地方，相反，他极为重视民生建设，给庐江等新附之地预留了不少兴修水利、开垦荒田、设立义仓等公益项目的预算。
官吏们依然能从这些项目中经手银钱，理论上仍有“花活”可做。
但有了预核算制度这把悬顶之剑，就得时刻防着“邻县三百贯就能办好的事，你县为何用了一千贯还没见成效”这样的对比质询，谁还敢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
一旦被户曹算吏揪住尾巴，轻则申斥罚俸，重则丢官下狱。
再比如，那些原本依附于元廷苛捐杂税体系而生的庞大“杂役”队伍，几乎一夜之间失业了。
元廷不给这些人发放俸禄，却默许甚至纵容他们在催税逼捐的过程中敲诈勒索、中饱私囊，其行径与“朝廷不发饷，默许官兵劫掠”如出一辙。
这不仅导致国家正税大量流失，更让官府在百姓心中彻底沦为豺狼虎豹，严重败坏朝廷根基。
石山深知，若不能将这些人肉体消灭，就必须给他们寻一条活路。
他给出了三条出路：上策，凭本事考取元帅府各曹的正式吏员，食红旗营俸禄；中策，安心回归田亩，踏实耕种；下策，参与修城墙、清河道等大型工程，赚取辛苦钱。
但元帅府各曹所需吏员虽多，却对品行、学识都有明确要求，绝非那些只会逞凶斗狠、盘剥乡里的旧日杂役能轻易考取。
免除杂捐后，只要肯下力气，老实种田确实能养活一家老小，年景好时还能略有盈余。
但那些过惯了欺上瞒下、游手好闲日子的杂役们，又有几个能真正弯下腰、沉下心去侍弄土地？
至于像苦役般风吹日晒的修城清渠，更是避之唯恐不及。
因此，红旗营新附之地，都有不甘心失去“特权”的旧杂役试图闹事。
但红旗营已通过“免捐”抓住了底层民心，这些杂役又多是百姓痛恨的对象，根本得不到支持，闹腾的声势很难壮大。
而驻守各地的红旗营将士，正愁没有军功可立，巴不得这些不知死活的跳梁小丑跳出来，正好杀鸡儆猴，以儆效尤。
石元帅设计的这套制度好不好？
从长远看，周昶不得不承认，好极了！
中枢牢牢捏住了钱袋子，大大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力。
地方官想出政绩，也不必再像过去那样，事事看本地豪强的脸色，仰仗他们“捐献”才能办事。
现在，只需要拿出切实可行的项目方案，向中枢申请拨款即可；以后落实中枢的各项政令，特别是可能与地方豪强利益冲突时，也少了许多掣肘和顾虑。
这套制度刚刚推行，漏洞不少，遇到的阻力更大。若是在元廷治下，这等触及无数人既得利益的改革，绝无推行的可能。
但红旗营眼下其地盘尚小，天低元帅近，地方官们纵有千般不习惯，万般不适应，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学习适应这套处处限制自己“花钱自由”的新规矩。
只是，所有政策都绕不开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钱从哪里来？
前朝大儒司马光有言“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周昶并不完全认同此说。
但红旗营当前无论是借“勾结蒙元”“鱼肉乡里”等罪名，查抄贪官劣绅家产；还是取消盘根错节的杂捐体系，本质都是“财富再分配”，还是谋夺”旧有既得利益阶层的“民产”。
事急从权，打天下总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换取更广泛的支持。
周昶能掌控庐江，其实也做过类似的事，只是没有石山这么大胆。
他的忧虑在于，查抄贪官劣绅家产终究是一时之策。总不能坐天下了，还一直靠查抄家产来维持国库吧？那与土匪流寇何异？政权又如何能长治久安？
周昶既已献城投降，身家性命便与红旗营绑在了一起。他自然希望石山能成就大业，石家天下千秋万代，周氏也能与国同休，富贵绵延。
他曾在私下汇报时，以探讨地方财政的口吻，极其委婉地向石山提起过这个关于“财源”的隐忧。
石山强调红旗营“鼓励工商”，给周昶算了一笔账：元廷各地关卡林立，私设厘卡无数，商贾通行，十税其五都算少的，极大地抑制了货物流通。
而红旗营废除一切私卡，只在主要市镇设立税所，商路畅通，成本降低，必然刺激商贸繁荣，商税总额也必然会跟着水涨船高。
周昶虽然不理解“工”字何解，却也明白，促进商贸流通确实能带来丰厚的税收，远比死盯着田赋、把农民逼得卖儿鬻女要高明得多。
但“做大工商”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稳定的环境，严密的法度等等客观条件，还需要时间沉淀。
而眼下红旗营正处于急速扩张期，扩军备战却需要实实在在的钱财投入。
石山给他描绘发展工商的蓝图再美好，目前军费开支的大头，依然来自于对李氏这类“咎由自取”的顽固势力的无情清算，这是维系红旗营这架战争机器运转的命脉所系。
周昶本就因献城后权力被大幅压缩，面对全新陌生的行政体系而感到郁闷和力不从心。
长子周耽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竟敢为那罪证确凿的李氏求情，甚至说出“保不住姻亲故旧就失了根基”这等可能将整个周氏拖入深渊的话来。
这无异于在周昶焦虑的心口又狠狠浇了一瓢热油，他如何能不怒？
但抛开这些军政变革和家族隐忧，周昶也不得不承认红旗营军纪确实严明。
若不是接管庐江后加强了街巷巡逻，一般人甚至很难感受到红旗营的存在。
大军无论训练还是休整，平日基本都待在营中，出营后也有随征的绣衣营将士监管，原庐江军也在接受营中接受整训，不许出营。
战后，庐江的市面不仅没有萧条，反而因为清除了蒙古权贵和恶霸地痞的盘剥，秩序为之一靖，呈现出一种战乱年代罕见的平和景象。
石元帅本人也仅在破城当天召集庐江旧官进行了一次训话，了解本地情况，申明政策纪律，此后便一头扎进军政要务之中。
即便推行如免捐、整编、吏治等触及根本的变革，也是对事不对人，并没有故意折辱旧官来宣示权威，更无胜利者的骄横跋扈。这份务实和克制，让周昶暗暗心折，确信此人确为干大事的雄主。
当然，红旗营毕竟是志在改朝换代的势力，革旧鼎新必然会杀得人头滚滚。
破城后，对蒙古、色目贵人及其走狗的清算丝毫未曾手软，对民怨极大者的罪证搜集也一点没少，让庐江剩下的官绅大户们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底层百姓近乎狂热的情绪。
免除苛捐杂税让他们卸下千斤重担，清算往日骑在头上的蒙古贵人和贪官劣绅，更是让他们拍手称快，街头巷尾的议论中，朝廷、大元等词汇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石元帅、红旗营等词汇。
周昶在人前依然是受人敬重的大老爷，却清晰地感受到一个旧时代已经轰然倒塌，再也回不来了，而他周家正站在新旧交替的漩涡边缘，进则公侯有望，退则万劫不复。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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